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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听到“占领中环”的倡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香港的书生试图模仿“占领华尔街”运动，我认为这种思维太幼稚，太简单了。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自从这个倡议提出来以后的各方反应，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的判断是错了，事情的发展正如'占领中环'的发起人戴耀庭最近总结的，这场社会运动走对了第一步。
走对了第一步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倡议引起了港人的强烈反应，而是引来了中共高层的强烈反应。由于中共高层不仅反应强烈，而且十分愚蠢，导致整个香港社会也不得不作出反应，大大强化了“占领中环”的政治发酵效果，而这正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所希望达到的作用。
中共高层领导的强烈反应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马上就暴露了自己的两大弱点，第一，缺乏信心，第二，思维陈旧。这两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明确表示要以爱国（也就是爱党）为条件来筛选候选人，同时，公开地表达了对香港成为颠覆中共的桥头堡的忧虑。
如果中共高层的反应没有如此强烈和愚蠢，“占领中环”的运动恐怕很难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影响，因为人们反而会觉得这些倡议“占领中环”的书生们很愚蠢，很不识时务。现在，既然中共高层的反应如此愚蠢，人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些书生也许真的有点道理。
抱著这样一种态度，我认真地了解和思考了“占领中环”的发起者们的言论，并得出了不同于当初的结论。
“占领中环”的社会政治运动究竟能走多远？此刻没有人可以预料，但是现在可以判断，由于这个运动已经成功地影响了关于香港普选的整个政治进程，这个运动将不仅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而且对今后内地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稍有政治知识的人都懂得，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光靠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不可能的，而必须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推动。但是，这种社会运动将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和形式？对于这个重大问题，还没有人能够给出系统的分析。
“占领中环”的发动者以自己的行动，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回答，那就是要直接把西方发达国家最新的社会运动理念引入中国。对于这个假设能否成立，我相信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是有很多疑问的。
我注意到，“占领中环”的发起者对西方新近的社会政治运动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并且试图系统地贯彻到这场运动的设计和实践中。我的理解有这么几条：一，绝对非暴力，也就是说，公民抗争运动虽然可能突破法律的界线，但绝对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二，不取政党政治为主要组织形式，而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的直接参与。三，重过程而不重目标，推动社会各阶层和各种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以推动这种交流为最大目的。
由此提出的又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政治发展在许多方面尚处在“前现代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政治理念是否太超前了？
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来回答，而“占领中环”的发起者们显然有这样一个判断，至少在香港这个地方，这种新的政治理念有实践的可能性，而只要有实践的可能，就有成功的可能。
那么，这种成功的可能是不是太微不足道了呢？就拿这次普选来说，港人对这个问题究竟能有多大的发言权？为了吓阻'占领中环'的势头，中共已经表示，他们将不惜在全世界面前背弃当年邓小平的承诺，无限期地推迟实行普选。
香港能否如期在2017年实行真正的普选？从现在中共高层的反应来看，从香港多数人对“占领中环”的反应来看，我并不乐观。但对于这场以全新的理念来指导的社会运动，我反而并不悲观。因为我想到了当年中共把布尔什维克的理念和实践引入中国的历史。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中共的未来，尤其是在蒋介石清党之后。当毛泽东、朱德等一小撮红色武装跑到井冈山和数省交界的边区建立红色政权的时候，我相信当时中国多数知识和权力精英都想不到22年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
中共的成功有两个主观因素，一个是毛泽东代表的中共革命者不仅十分坚定，而且有很高的创造性，能够把外来的理念很好地中国化，第二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足够愚蠢和残暴。如果今天这场社会运动重复当年这两个因素，即挑战者足够坚定和富于创意，而当权者足够愚蠢和残暴，则“占领中环”确实有创造历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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