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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五日，是四五天安门运动三十七周年。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五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当局宣布此次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出动军警民兵武力镇压，并称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一年的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当局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四五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自发的针对最高当局的抗议活动。意义十分重大。这些天来，不少人发表文章回忆和纪念四五运动。其中，以陈子明先生的长文《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最深入最全面。陈子明是四五运动的参加者，曾被现场的民众推举为谈判代表，是后来《人民日报》提到的几个小平头之一。在四五运动平反后，陈子明也成了四五英雄。
我们知道，对大多数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他们参加四五运动是为了反对四人帮，主观上还不是要反对共产党；他们批评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按理说，当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并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之后，这些四五英雄们本来是应当被当局欢迎，信赖，吸纳和重用的。但事实却是，四五英雄们和当局的蜜月期很短很短。
起先，当局曾经召开过一次有几百名四五英雄参加的大会，计划从这些人中组织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英雄事迹。另外，当局还从四五英雄中挑选了几个根红苗正的进团中央当委员或候补委员，如贺延光，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和李西宁等。其中最年轻的是王军涛，当时刚十八岁。大有把他们培养接班的架势。
但是，这些四五英雄不改本色，坚持独立行动。他们要去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要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起诉书，起诉四人帮余党，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他们在团中央大会上主动提名人选当委员，还自己办起了刊物《北京之春》。于是，当局迅速地停止了对四五英雄的表彰宣传，后来还把其中一些人打入另册，长期暗中监控。
乍一看去很奇怪。因为在起初，四五英雄的所作所为，单就其内容而言，和当局并无分歧，为什么当局不但不鼓励，反而要猜忌呢？
原因就在于，四五英雄的行为方式是和专制体制相违背的。例如他们要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起诉书，公开起诉四人帮余党刘传新，当局出面制止的理由就是“你们应该信任党中央，不要打乱中央的统一部署”。至于搞街头运动，自己办刊物，那就更成了体制外，因此更不能容许了。
专制者当然希望并要求人们支持自己，但必须是以它规定的方式表示支持；它不容许人们以自己的方式，以独立的方式去表示支持，因为它害怕这种独立自主的方式本身。在专制者们看来，这些英雄们是有“反骨”的。专制者的推理逻辑是：既然你们昨天敢于挺身而出对当时的最高当局说不，那么你们明天就可能站出来对我们说不。
应该说，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些坚持下来的四五英雄，果然成为邓小平的批判者，成为中共专制制度的批判者，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带头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后来被当局选来接班的人，如胡锦涛，习近平一类人，在所谓十年浩劫期间都是年轻人，按说正是血气方刚，可是查阅他们当年的履历，竟然都找不出一件反对或抵制四人帮的优秀事迹。可见这类人要么是没有见识，要么是没有勇气，或者是两者都没有。我们说专制体制只要庸才不要英才，我们说专制体制是逆淘汰。这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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