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宣传系统糗事频出，表明自胡温第二任期成型的舆论控制模式已如江心漏舟，水正从破洞里涌进，堵不胜堵。

舆论引导=高明的骗术

自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已经形成三管齐下的宣传模式：控制＋舆论引导＋网络水军，并行之有效。但2010年微博出现之后一切就为之改观，仅今年4月以来就发生了好几件大事，令宣传部门窘态毕现。

雅安地震次日，IBTIMES中文网发布一条消息，大意是：台湾红十字会组成救助队欲入川协助，但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其先援助500万人民币才可以进入灾区。台湾红会梁处长已收到中国红会发来的500万元用处细则，除100万用于购买医疗器械，另外400万元并未透露具体用处。这一行为被网友斥为中国红会向台湾红会收取“买路钱”。

由于中国红会曾因郭美美事件声名狼藉，一时间微博上骂声一片。中国红十字会出来澄清：该会确实收到台湾捐助500万人民币，但并非“买路钱”。台湾红会会长王清泉也跟着表示，这是5年前为汶川大地震灾区募集的善款及利息。微博上这条消息旋即被删除。

这件事情让人想起余波未息的香港《大公报》的“习近平打车”事件。4月18日《大公报》以整版篇幅隆重推出总书记习近平3月1日在北京搭乘出租车“微服私访”的亲民故事。就在中国各大网站与媒体纷纷高调跟进之时，首发此文的《大公报》道歉说，这是一条“假新闻”，却不肯说明假在何处，信息从何而来？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此事件中的角色更是让人生疑：《大公报》发布消息时，新华社言之凿凿加以证实；《大公报》道歉之后，新华社立刻高调宣称那是“假新闻”。

上述事件，加上《Lens视觉》4月号“走出马三家”披露的虐囚日记，被辽宁省官方调查组那种“老子查儿子”的结论声称是“假新闻”，使信誉本来就极差的中共宣传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更大的困惑是：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中共操纵下的新闻，究竟哪些才是真实的。
习近平打车的新闻

“理论家”的幻灭

“习近平打车”成为假新闻之后，有论者认为这“是习与中共文宣体制的一次碰撞与裂痕”。但我认为，这是中共宣传体制难以为继的危机信号。

与历任宣传官员相比，中共现在的宣传官员已算是“出类拔粹”。江泽民时期任用的丁关根被媒体业送上“盯关跟”谐音雅号，即“盯住，关掉，跟踪审查”之意。但这种老式的舆论控制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好在中国文化人都知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了胡锦涛执政第二任期，新一代宣传人才应运而生。

理论上有衣俊卿，负责为马克思理论化妆，据说成果颇丰，让一度不景气的中央编译局进入兴旺时期；直到常艳女士的编译局言情录暴露出，中央编译局这个马哲研究“国家队”里，一群根本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围绕“国家课题”这块肥肉，按权力等级分赃。

宣传口更是人才济济，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云南红河宣传部长伍皓、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等人，就是这时期脱颖而出。任贤良于2010年出版的《舆论引导艺术》，被誉为“为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应对媒体支招”的“官箴书”。任在书中呼吁拓宽言路，善待记者，各方好评如潮，《南方周末》对任贤良的专访，让这位新型宣传大员好好火了一把。

这一代马哲“理论家”、“宣传家“与其几代党内前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真诚。从宗教的意义上讲，马列主义类似于国家宗教，一种世俗与神圣的混合物，在这种宗教中，领袖的权威渗进大众生活，政党就是先知。但这些都需要信仰来支撑。中共从创建至今，影响甚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出过好几代，从王亚南、艾思奇这些最初的奠基者，直至精通文墨宣传的邓拓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怀抱真诚信仰。

但这种真诚的信仰自“文革”后期已经不复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凝聚内部的手段主要是利益分享，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手段是“面包契约”。胡温时期崛起的新一代马哲“理论家”与“宣传家”，主要是将研究当作仕途求进之手段。这个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的执政集团，拿着内部人谁也不信的理论做为意识形态基础，不仅不能建构“理论自信”，反而从根基上就注定了这套意识形态是个精心编识的谎言系统，而宣传不过是骗术。

宣传需要与民众“合谋”才能奏效

美国传播学者兰德·彼特沃克（Randall L. Bytwerk）曾深刻地指出：“极权宣传是统治者与民众合谋的产物。”在庹震们脱颖而出之时，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官方推出的“代价论”。例如，污染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发达国家如美欧日本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世界各国皆有，美国比中国更严重；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让地方政府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等等。民众相信，执政集团会履行许诺的“面包契约”，只要继续发展经济，明天会变得更美好。这是民众愿意与宣传“合谋”的基础。

中共新一代宣传高手擅长做的就是这类事情。比如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庹震在《经济日报》任职期间，先后参与并组织了“‘条子肥’现象报道”、“谁来解开‘公款吃喝链’”、“雪地追踪‘油耗子’”等一系列舆论监督类的报道，将一系列其实源于制度的问题说成是部分不法官吏及国企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时，当局能够接受这类不触及制度的批评，受众也奉上如潮好评，认为这是负责任的批评报道。

但是这种宣传粉饰太平有用，用来应付危机则处处支绌。胡温后期，中国已经进入危机显露阶段。

持续的高通胀让中国人的钱包迅速瘪下去；毕业即失业的现实彻底堵绝了底层出身的青年上升的社会通道；人们忍受了食品特供制的存在，忍受了饮水安全的贫富差距，最后终于迎来了各阶层平等的雾霾。

2010年后迅速成型的微博，终于为无权无势者提供了可以发点牢骚的平台。这时，善于说服民众的中共新一代宣传家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掌控局面了。新一代“宣传家”的顶尖人物任贤良终于坐不住了，发表“统筹两个舆论场 凝聚社会正能量” （《红旗文稿》2013年4月10日）。

认为当下中国存在着“传播基调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的两个舆论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因此，针对“强势媒体与意见领袖”，应“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

其实，中国宣传系统“漏舟效应”根源于体制危机，舆论失控只是中国政治体制制度性失败的表现罢了。当部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另一部分人意识到“面包契约”难以为继而不再充当“合谋”者， “舆论引导”这门极权政治的化妆术，便不可避免进入日暮途穷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