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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党的理论工作又有了新的飞跃。有位法国人为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撰写了一篇文章，热情讴歌伟大的党，高度赞杨了中国模式，科学论证了我党权力交接方式的合理性。姑且不论这篇文章是否靠谱，党的顶级刊物能够打破惯例刊载一个除马恩列斯之外的外国人的文章，这本身就是个进步。当然，您也许会指出，那位作者并非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而是个中国人，混吃骗喝的马屁侨领。您甚至会引用党对他的称呼“旅法学者宋鲁郑同志”来证明他其实是旅居法国的中共党内同志。我认为那不是问题。任何人只要入籍宣誓效忠法国了，就是法国人。虽然我无法核实这位“旅法学者”在法国拿过任何学位，也没找到他在法国的任何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任何学术论文，但他确实多年如一日用中文撰写了无数篇歌颂党，抨击自由民主制度，批评西方国家的文章。就凭这个，不叫他一声学者于心何忍。一个法国人如此热爱我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种精神！这也说明我党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
那位法国人的文章题为“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原文在这里。文章发表后，海外各大中文网站纷纷予以转载，但却把标题改为“中国最高权力更替有‘禅让’色彩”。本文姑且称该文为“禅”文。为什么“禅”文受到如此重视呢？因为它深度论述了“三个自信”，提出了“一个禅让”的新学说，把党的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禅”文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此言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甭管此话是否当真，谁都知道，“三个自信”的始作俑者乃是那个玩了女人还倒过来收人家嫖资的大流氓衣俊卿。尽管有人指出越是狂喊自信的人越不自信，但我却认为敢于接过一个大流氓的口号继续忽悠下去，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
说起自信，我党很多年前比今天可NB多了。那时候我党的口号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当年伟大领袖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说法曾激励着多少革命青年赴汤蹈火。虽然改革开放后全国人民都意识到那都是些骗人的鬼话，但改革前我确实坚信不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中水深火热之中，而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今天看到“禅”文中如此坚定不移地抨击挖苦资本主义世界，扬言“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仿佛又在阅读1976年前的“两报一刊”。宋鲁郑同志让大家穿越到了改革开放前，让读者恢复了对资本主义世界每况愈下，社会主义中国蒸蒸日上的那种坚信。不言而喻，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了，那还要继续改革做什么？
为了使读者确信中国是全球最好的国家，宋鲁郑同志例举了很多事实以证明“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宋同志说“在五大金砖国家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GDP）远超其他四国总和”。但不知是因为宋同志的数学太差还是他的逻辑太混乱，他显然故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些数据。例如，在1840年那个时候，中国的GDP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为32%，比今天可高多了。宋同志罗列了大量的史实，用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让中国实现了主权独立，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可他这个文科高才生就是无法把那些史实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两者之间划上一个等号。而且他显然故意忽略了一些更重要且十分明显的史实。例如，1840年那个时候中国的版图比今天要大很多。甚至1949年前的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版图都远大于今天中国政府公布的版图。这里还没有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把长白山天池的一半以及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赠送给朝鲜，把白龙尾岛以及附近水域赠送给越南的那些事实。
宋同志激情高昂地大谈“重建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但他却故意回避蒋中正领导的八年抗战。我在“禅”文中就搜不到“抗日”二字。没有八年抗战，中国谈何主权完整？不谈抗战也罢，肆意歪曲历史就有点下作了。宋同志振振有词地说:“二战后，同盟国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而事实却是，在1942年蒋中正就废除了英美的在华治外法权，而苏联从来就没有过在华治外法权。宋鲁郑同志说起谎来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宋同志“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这个说法的。不过稍微留心一下，我们会发现，在1840年那个时候，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乾隆中期）早已过去。1840年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代。而宋鲁郑同志却说今日中国赶超了上一个王朝的走向没落的某个时段，这岂不是拿伟大的特色社会主义开玩笑？这让那些高喊“盛世中国”的同志们情何以堪？拍马屁不是他的错，但至少要拍出点水平啊。
我一向钦佩中文专业的同胞，因为他们大都精通中国文化。宋鲁郑同志也是中文系毕业的，但他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却贫乏到了惊人的地步。海外各大中文网站之所以把宋鲁郑同志原的文标题换成“中国最高权力更替有‘禅让’色彩”，是因那篇大作的高潮就在于“禅让”那两个字。宋同志是这样谈“禅让”的：“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一骇世惊俗之说虽然没有让《求是》的编辑大人们看出破绽，但确实让稍有历史知识的国人惊掉下巴。
所谓的“禅让”，不过是中国历史中某些君王为了延续其统治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某种权宜之计。最早的“禅让”传说发生在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的王位传让中。而尧舜禹他们彼此都不是外人。尧和舜本来就是姻亲–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但即便那样，那个“禅让”也还是以悲剧告终。李白在《远别离》这首诗里写道：“尧幽囚，舜野死”，道出了“禅让”的真相——那是篡位和政变，是一场血腥和残忍的政治斗争。即便那样的“禅让”也没有形成制度，到禹之子就终止了。
后来中国的王朝更替，也有一些是以禅让之名，行逼宫夺权之实的。例如，《三国》中就提到：曹丕想篡汉自立，使计唆使华歆等人威逼汉献帝起草“退位诏”，献帝害怕性命不保，只得在“受禅坛”上交出皇权。禅让仪式一结束，曹丕就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真正的高风亮节、主动让贤式的禅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即便那种禅让发生了，也不是历史的进步。这是因为无论“禅让”是多么崇高，那还是为一己一私一党谋利。我们设想一下，最近热门的连续剧《后宫.甄嬛传》中的那个雍正皇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王位主动交给他的某个兄弟或者子嗣，甚至交给一个近臣的后代，难道历史就进步了吗？难道社会就进步了吗？没有，半点也没有！那种权力交接还是发生在一个皇族、一个特权阶层之中，还是君临天下，还是家天下。人民有任何决策权吗？老百姓会因为“禅让”而幸福起来吗？所以，毛先帝就从不提“禅让”，而是高呼“立党为公”。中共如果在1949年前提“禅让”两个字，那岂不暴露了立党为私的真面目，还能打得天下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同志的“禅让”说让人们惊掉下巴。这所谓的禅让，不过是中华酱缸文化中的另一块臭烂咸菜。这样的权力交接，不过就是你提拔我的儿子做官，我让你的后代接班，把权力在红二代、红三代、红四代、红N代之中一代代传下去。所谓堂堂大中国不过就是那几十个、几百个家族的私家花园。这岂止是彻底摧毁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简直就是彻底砸烂了“人民共和国”这个招牌。这世上有哪个共和国的权力是在几个家族之间、一个党内“让”来“让”去的？这世上有哪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不相信人民，不准人民选举，甚至连自己的党员都不信任，只在高层内部搞“禅让”的？
尽管宋鲁郑的“禅”文中假话连篇，尽管他的逻辑极度混乱，尽管他的历史知识几近于零，但他的“禅让”之说却道出了真相。今日之中国，有谁还在提政治改革？有谁还在搞民主法治？有谁还在为人民服务？这六十年的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夜之间就“禅让”到尧舜禹那个时代，退到了五千年前，退回那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求是》杂志以前叫《红旗》杂志。那是一家没有道德底线的刊物。谁在台上，就为谁造舆论。“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曾经是那个杂志的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也曾是那个杂志的口号。那里的笔杆子们比着说瞎话，比婊子还滥。那个杂志曾经有两个主笔，一个叫张春桥，另一个叫姚文元。他们已经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没有道德底线的笔杆子了，但和宋鲁郑同志相比他们简直就是清纯玉女。张春桥和姚文元无论如何说假话、大话、空话，他们毕竟还坚持把“人民”二字挂在口头上。请诸位到“禅”文中数数他有几次提到“人民”二字。
一个维稳经费比军费还高的国度，一个不敢公布官员财产的国度，一个无官不贪的国度，一个“癌症村”遍布各地的国度，一个美女还必须向马列主义学者奉上嫖资的国度，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国度，在宋鲁郑同志的笔下居然成了一个“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看过不要脸的，确实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婊子都想立牌坊，这可以理解，但不是这么个立法。你以为中国老百姓都是白痴吗？既然“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那为什么那些高官们个个都把子女移民到海外？既然“中国正迎来自己的自信时代”，那你宋鲁郑同志干嘛不回去建设那个自信时代却呆在毫无希望的法国受苦受难？
这位宋鲁郑根本称不上是“知识分子”，他属于毫无忠诚的卑鄙文人那一类。若纳粹党当政，他照样会无耻肉麻地吹捧。若汪精卫得逞了，他一样会为汪伪政权摇旗呐喊。这个出身低微的文人，就为了从权贵那里得到一口剩饭，连狗屎都欢快地吞下。一个不知羞耻的精神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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