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约2003年，杜导斌因言获罪，我发起对其家人的捐助。有人在“宪政论衡”论坛上批评说，我是赞同杜导斌的政治主张而发起捐助。我辨析说，这可以区分开来，我们试图从外围提供一种去政治化的，基于人道主义的，就像国际红十字会与参战双方无关那样的维度。基于此，我后来写了《自由保守主义能不能是国际红十字会？》等文章阐述。杨佳起义发生之后，我写了三四篇文章反驳对杨佳的妖魔化，提出就像律师的辩护权，在为革命权等辩护上，形成一个宪政平台，这样革命行动与革命权有所分离。
去年我写了《告别启蒙，走向辩护性立场》，其中说，为抵抗权辩护，并且采取一种辩护性立场，尽可能不要去涉及其发动的原因或者具体诉求，只彰显抵抗权，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或者立场。
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不见得左派就与宪政无关。我不启蒙他人，也不引导他人的民主意识，更不对什么国民教育感兴趣，我只对宪政和已经存在其中的因素，采取辩护性的姿态，仅仅一种护教士的姿态，一种宪政的辩护律师的姿态。
基于民国律师为被抓中共党员辩护，而从超越于党治国体系之上的历史经验，我相信，旧制度中有一种身份，法政系如维权律师，是可以穿越革命与改良，穿越新旧制度。因为法律高于历史变革动荡，是人类秩序的永恒保障，托克维尔也说，法律人有可能是能穿越前现代与现代性的，作为民主社会合适的精英。我还在美国建国前后的律师历史中，找到了证据。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替代，仅仅是新精英替代了旧精英，并且坏得太多了。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循环，实现范式的根本变迁。法政的精神身分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法政系如维权律师，把法律当作真理的化身，把自己从对真理的垄断代表性切割出来，对政教合一的党国体系进行抛弃，排除了民主运动中的组织化诱惑和个人崇拜。不需要延续国共两党以组织化带动动员全体的路径，而是走了“革命权就是人民，人民在场”，派出可撤销的代表参加政治会议的模式。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