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翻译Flora Drew、马建在伦敦亚洲之家对话。

在今年伦敦亚洲之家举行的亚洲文学节上，来自中国大陆和居住伦敦的两位华裔著名作家周二（5月21日）晚上的对话，吸引了许多关注中国现实与文学的英国人和旅英华人的关注。

BBC中文网在对话开始前分别采访了这两位作家。


真实的荒诞社会


对话的主持者英国《独立报》文学编辑Boyd Tonkin把来自北京的著名作家阎连科和旅英作家马建称为两个“中国文学界最勇敢的声音之一”，他们笔下的中国并不是官方表述的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而是一个外部世界无法想象的底层民众的中国。

马建和阎连科的对话是关于各自在新书中涉及的中国许多地区残酷执行计生政策和中国当代社会对权力与财富疯狂追求的荒诞现实。

获今年布克奖提名的阎连科在写作许多作品时采用了荒诞手法，他的代表作《受活》——英法译本名为《列宁的吻》——甚至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

阎连科告诉BBC中文网，他不太赞同把他的作品与梦幻小说联系一起，但由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是他所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与荒诞”，所以也许只有采用这种中国式的荒诞创作手法，才能达到真正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目的。

在英国多次获文学奖的旅英作家马建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题的新书《阴之道》的英译本《The Dark Road》刚出版，众多书评中包括不少对他书中的描述太暴力太血腥的批评，一些英国人甚至不相信这样的事真的会在中国的现实中发生。

马建对BBC中文网解释说，这种批评可能源于许多英国人倾向于阅读比较轻松、与自己的生活脱节不太大的作品，他在《The Dark Road》中描述的堕胎、强奸、生孩子时的死亡等，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可能过于黑暗，无法看下去。

但马建说，他在去中国实地访问时所接触的那些中国农村妇女中，有许多就是被强奸、被强迫堕胎、被离婚、或者在生孩子时死去的，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西方读者很可能不会理解这样的真实。


西方与东方


面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西方读者，如何让他们超越这些文化与历史的差别，超越语种、语境的不同，真实的了解一个非宣传中的中国呢？

显然，每一个希望进入世界文学舞台的华人作家都不会放弃与西方读者的沟通和互动。在马建的经验，创作完成后，小说就归于公众，读者会对作品产生完全不同的诠释，甚至与作者创作本意完全反向的理解。

马建与西方读者的沟通主要通过在各地的文学活动和阅读及回复读者来信，而那些把中国文学作品看作是政治表述的西方读者对小说中描述的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物的同情，对马建鼓励很大，他认为只要让读者内心产生共鸣，就可能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而对于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一句外语都不会的阎连科，这种沟通与互动主要依赖于译者。他充满感激的说，他很幸运，无论是英译本还是法译本，他都遇到了很优秀的翻译，这些译者良好的文学修养，使他小说中的信息被准确的传递给了西方的读者。

阎连科还告诉BBC中文网，他非常意外的发现，很多国外的读者对中国小说的理解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读者，比如他描述1950年代中国大灾难的小说《四书》，中国读者看到的永远是故事内容中的政治意义，但今年在法国出版时，法国的读者却能理解他小说中的艺术含义和创作方式。


无所不在的政治


中国无所不在的政治影响着中国的作家和创作，这是马建和阎连科一致认同的观点。马建认为，在中国，食 品、水和空气都是政治，在这样一个国家，作家是不可能逃避政治的，因为政治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尽管文学没有改变社会的力量，但它能用作家所表达的政治思 想和哲学来影响读者，最后改变社会现实。

阎连科则认为，虽然文学不能逃避政治，但它远远高于政治，对于一个已经在观念和人心上都变异到极其荒诞程度的今天的中国，人们可以称一个用性勾引敲诈贪官的女人为“反腐英雄”，可以嘲笑贪污一百万元的官员被抓是他太无能，反映如此荒诞现实的文学是远远超越政治的。

在对话中，马建和阎连科被英国听众问及，为什么共产党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共产党都那么害怕文学和小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严厉打击文学家和知识分子。

马建认为，共产党害怕作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作家有思想，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共产党极权政治的中心是要统一民众的思想，不容人们独立思考，许多作家因此被镇压，被招安，但仍然有作家还在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

阎连科却不赞同马建的说法，他认为，并不是共产党害怕作家，而是作家害怕当局，据他的了解，在中国，几乎没有作家是不害怕权力的，这也是中国文学至今不能在世界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原因。

阎连科说，中国文学迄今为止不能走向世界，并不是中国作家没有才华，而是没有勇气。他表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在写作时只考虑两个字：真实——中国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人们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媒体上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