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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南建议我批判“环球”，我说，不值得一批，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虔诚的主张和思想，他们所发的言论连自己都不信。他们不是在今天才堕落，而是始终未能离开过动物庄园。何以如此，就是只能以反常识、反文明、反人类的极端言论来吸引眼球、获得关注，然后取得商业效果，以此维持苟活，所以，包括司马和反宪之人，这几个时代的丑角不在思想争锋的范围，他们倒是消费主义中国文化产业领域商业策划的范例。
近期先有毛父论，再有宪政的资本主义专用学说，还有宇宙真理教，现在又有司马、宏良推出刘志军乃民族工业功臣的发现和呼吁，最近他们的小弟弟又抛出“锄奸”名单。众声喧哗，群魔乱舞就是这个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这本不足为奇。纵观他们的言论视角和人伦底线，根本不存在思想认识方面的真诚和思考，而是以极端的方式确认自己的存在。因为这些言论尚不及商业广告，只是一种市井生存式的吆喝，极其类似一些泼皮无赖之徒的混世方式。我们愤怒或真诚的批判和围观，正好提升了他们，就是把他们从奴隶提升为奴才，从而成就了他们的奴才立场。然后他们终于激动地到处炫耀，主子和他说话了，虽然只有一个“滚”字，这也足以拿来吓唬那些为民请命的不识时务者们。
过去江湖上有卖艺的，这个行当的竞争也很残酷，由于生存的压力，往往有派别和地盘之争。艺人们为了生存，往往获得真传、苦练功夫，为的是博人惊叹。正宗的江湖术分为惊、疲、飘、册、风、火、爵、要等，惊为天道变化，福祸吉凶；疲为行医济世之道；飘为云游讲学；册为考证古今；风为地理山川；火为养生之术；爵为为官路径；要为落魄之救。由此看来，江湖八大门包罗万象，讲的就是人世间做事的手段与道理，虽然玄虚，但都有自己严格的路数和规则。而有市井无赖及游手好闲者，不学无术，既无本领，也无功夫，然后也想混饭江湖。这些人看到江湖功夫非一日之功，技高群伦者也有一定禀赋，便与之反向作对，然后自创邪技。于是出现各种奇门淫术，有的口吐火龙，有的巨石压顶，继而发展为有的倒立行走，有的嘴叼毒蛇。之后，这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天津混混，这些人没有武功，但总想称霸江湖、把持行市，于是扰害商民，结党成群，借端肇衅。为了震住他人，便进行自虐，极致者可以自跳油锅，以此吓退对方。相比之下，那些装狗、装猪、扮鬼、扮巫者已是温和的多了，自然不能引起广泛注意。
那些江湖混混的本领主要表现就是反常识和自虐，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本领,无赖是他们生存的全部支柱。这些人，正宗的江湖术不会，魔术也不懂，又无给人快乐的绝技。于是在开始学狗叫春，然后学猪拱地，这样的伎俩毕竟太简单，无法引起人们的长久兴趣，逐渐发展，只能为自己的身份进行包装。有的竟然说自己的父亲是条狗，有的说自己是猪变的，有的不惜自称为杂种，但是这些小玩意儿只能一时哄一下小孩子，很快会让人厌烦。为了与正统的江湖争一口饭吃，他们逐渐开始自虐，从开始的人格自虐，到后来的肉体自残，最终让观众在惊讶之后可怜自己，最后得到一些赏钱，算是成功。所以，关于规则、底线、人伦、常识、理性等这些评判根本不能进入对他们的审查范围。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的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还具有威权主义的规则秩序底色，但是大众文化的崛起主要呈现出消费主义的特征，文化产业在官方主导下具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建立在没有法治基础和信仰空间的文化产业只有经济利益的追求，商业伦理和人格尊严不在考虑之内。消费主义语境下，一些在思想、学术之路上无法与人争锋者便迅速加入到文化产业队伍，但往往还要以教授、学者的身份自居。因为在学术上走不通正路，便长期形成了心理不满，然后产生异变，开始以反常识来博得大众的注意。如果说芙蓉与凤姐之类是以献丑来获得商业成功的，那么司马、宏良、锡进之流显然则是以卖疯来生存的。在大众文化消费心理中，人们在开始确实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装疯卖傻的欣赏，信仰缺失的大众，尚不具有对自虐之人的怜悯之心。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离不开对猎奇、自残或者狼哭鬼嚎的兴趣。
这种大众文化的社会化消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时代文化整体症候的产物。本山文化集团的被追捧，秋雨之泪与于丹的商业效果都是这种病态文化的不同形式，只是司马们多使用了些学术的道具而已，其本质上还是一种商业策划，为的是引人注目。这里与江湖混混的唯一区别在于，江湖混混从不为自己贴什么正义的标签，他们承认自己是人渣，这种诚实，司马们是没有的。司马们不仅把自己的商业化追求贴上正义、公正的社会主义标签，还在处处打上爱国与民族大业的旗号。他们还不如哈维尔提到的那位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水果商贩，那位商贩打出的旗号虽然很大，但自己承认自己是卖水果的。而司马们绝不承认自己是卖狗皮膏药的，他们信誓旦旦地说是为了实践宇宙的真理，虽然身上装满稻草编织的谎言。本山文化的奥秘在于虐人而自虐，秋雨文化的诀窍在于把虚伪打造得流出眼泪来，而司马们的招数在于把谎言说得理直气壮，同时把各种社会主义道具摆弄的叮当作响。
同是消费文化和商业策划的产物，为什么本山文化、芙蓉、凤姐等未能引起知识界的长期关注和严肃批判，是因为他们还算诚实的卖艺者，自己没有标榜自己的崇高。而司马们为什么引起知识界如此长久的关注？不是因为他们值得批判，而是他们的商业策划更隐性。要知道，爱国、民族、社会公平这些大词是能迷人的，如同共产主义一样，不是曾有千万人为其送命吗？司马们比本山文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们找到了一位父亲，如同贼也会有自己认宗的祖先，都是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宗。至于归认的祖宗的那些盗窃史，他们都会宣扬成一种英雄史诗，这便是他们今天仍在行窃的道义基础。盗贼对于他们贼宗的崇拜基本是真诚的，他们有自己的崇拜理由。然而，司马们对自己的义父不一定真心崇拜，也不一定相信，因为他们并没有按照他们义父的主张去进行无产阶级的生活，只是把这种标签贴在大众面前，他们知道，这种标签在一个未完成启蒙的社会尚有一批盲目的追随者。这样的金身打造也超过了余秋雨和于丹，余秋雨还不敢认贼作父，于丹也只敢认儒归宗，他们尚知道认贼作父的代价。但是，司马们就是这样的高明，在别人认为是自毁的代价，在他们反而当成了成全自己的收益。一方面显示自己有高远的追求和信仰，一方面又显示自己有着不怕自焚的勇气，那怕是遗臭四方。
从文化产业的商业角度来看，司马与“环球”是非常成功的，在文化消费中，注意力就是经济学。每有苍蝇出现，他们就说这是蝴蝶。每有狗叫、人人喊打，他们便说这是奔向理想的号角。每有生命被履带碾过，他们便说这是履带的英雄正义。每有风雨如晦，他们便说这是一片晴朗的天，是艳阳高照的天。他们之所以如此斩钉截铁地说谎，其效果就是为了引起一片反对、批判，认真者果然展开对于苍蝇、狗叫、履带和黑夜的研究，然后从古希腊城邦开始，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地得出结论：苍蝇不是蝴蝶、狗叫不是号角、履带不能按摩、黑夜没有艳阳。这时候，看到一批学者的严肃、认真之状，司马们正偷着乐，他们已经看出，这些正统的学者根本不是自己在江湖上的混世对手。
司马们之所以不把正统的学者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弱点，并且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弱点，以此完成了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对于底层的民众倒是有一些惧怕，一是怕他们对自己的言论用脚投票，一是怕他们敢不假思索地打苍蝇，或者把那狂叫的恶狗结束了性命，甚至对于碾人的履带也敢焚毁。所以，他们总是在言论上贿赂民众甚至歌颂民众，这种操纵民众的的方式与某些阴谋家如出一辙，而大众心理的特点也为其提供了基础。在这方面，他们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是因为掌握了征服大众心理的技巧。研究群众群动的埃里克·霍弗发现，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在其内容，而在于它言之凿凿。除非声称自身为唯一和独一的真理的体现者，否则不管一种教义有多么深远奥妙，都不会发挥效果。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坚称他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全宇宙的唯一真理。这种排他性会产生一定的心理作用，以此杜绝了思考，只剩下相信和服从，从而成为他们的影响资源。劳施宁说，狂热者的盲目又是他们力量的源泉。他们不仅懂得商业技巧，又熟悉群体心理，由于自身没有任何底线，可以随时煽动民众兴高采烈奔向地狱。
司马和“环球”之所以有一批追随者，并不是他们要主持什么正义，也不是去实现什么理想。同时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有多大的政治抱负，因为有政治抱负的人不会在言论上如此违背底线，也不会如此哗众取宠，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自己的功利之心。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是因为他们消费了当前社会的普遍矛盾和不满，群众情绪找到了一个邪恶的出口。本来，这种出口是地狱之门，但他们为此铺满了鲜花，群众在情绪的感召下没有辨别的兴趣和判断的理性，只是随着情绪的洪流狂奔。这不像严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总是说服群众的情绪，把民众引向一种理性的非暴力地带，然后以一种保守的、审慎的态度去改变现状。由社会矛盾点燃的民众情绪可以毁灭魔鬼，有时候也吞噬天使。而司马们则是用极端的言论来焕发人性和群体心理中的魔鬼力量去吞没天使，然后自己发出得意的狞笑。
如同某种邪教一样，底层民众容易成为忠实的追随者，同时又是最大的受害者。司马们以反民主、反法治、反宪政、反自由著称，而民主、法治、宪政和自由恰恰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没有民主和法治，底层民众极易被权力所蹂躏，自由和生命会随时被剥夺，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没有民主和宪政的保障，底层民众就没有任何对抗权力侵害的资本。然而，司马们巧妙地把民众的维权路径转移成一些虚无的大词和荣耀，使他们在痛恨资本主义和美国中得到自己的成就感。霍弗发现，“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参与的神圣事业”。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重庆红歌运动的狂热者、围攻茅于轼先生者、日夜呼唤薄熙来复出者都是些一无所有的底层民众的原因所在。司马们的商业策略恰恰利用了这一点。
奥威尔笔下的那个“新话”国度里，真理部大楼的正面以漂亮的美术字镌刻着三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司马们反对宪政、反对常识的目的也就于维护目前得到的“新话”的权力，虽然没有“老大哥”那样的政治目标，但是只有“老大哥”政治目标的实现和维持，才能确保他们目前的利益。这是一种后极权主义社会里的一种特殊的权力寻租方式，连阿伦特和布坎南也不曾料到。为了支持专断的权力对自己利益的保护，这些反常识之人一定会利用自己在民众中形成的影响来揉碎民众的思想，从而达到一种亚意识形态的社会统一，然后又得到权力的青睐，最后朝野通吃。这种社会背景下的话语就是权力，正如奥威尔所说，“权力就是把人们的头脑撕成碎片，然后再按照自己的决定拼成新的形状”。这也是温斯顿当初无法料想到的，如同今天，那些善良的人们所无法洞悉的司马们的真容。
极左势力要保卫自己的权力永固，自然需要一种力量的维护，广泛使用暴力会使自己的权威脱落干净，并且形成自我嘲讽。如果能在思想上达成一致，则必然减少了暴力成本，这样又是一种统治之术中的上策。所以，有人积极反宪政，有人勇于反民主自由，有人甘愿与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为敌，其目的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的精心计算。如果反常识成功，“新话”体系得以全面恢复和重建，那么，今天这些丧失人性和良知的言行都是值得的。如同盗贼的成本收益理论，为了获得他人的财富，背个骂名是一种必要的投资。应该说，这些反常识之人是深谙权力心理的，因为任何权力都愿意我行我素，任何权力都不喜欢被监督。如同奥巴马直言不讳地承认，他自己也不喜欢被制约，只是在美国的制度中，没有专断权力的办法和机会。
任权力都不会自愿去接受监督，也不会去鼓励思想的自由，民主监督和思想自由都是公民争取权利的结果。任何专制权力更不会自愿选择宪政与民主制度，只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使其无法再继续独裁天下。马基雅维利早就发现，权力是强者运用自如的一种特殊能力，是权力主体的一己之私，在可能的情况下，这种权力主体可以不择手段地清除一切障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见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所有极权主义体制中都会进行大型团体操和正步队列行走。这是一方面显示其团结一致，一方面显示其统治权威。正如劳施宁所说，“踢正步让人心无二用。踢正步可以扼杀思想。踢正步可以泯灭个性”。而广播体操和大型团体操正是思想统一的日常仪式，在权力中心的指挥下，强调个人思考的消除，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必须完成统一整齐的动作，以表示对于指挥中心及其权威号令背景的服从，表明自己对于权力美学的臣服。
这些大概便是反常识派的反宪政目的所在，因为宪政不仅实施实体正义，同时更重要的是其程序正义保证了权力的不被滥用，避免权力利用自身的强硬逻辑把人们变成脚下任意踩踏的蚂蚁。在宪政体制的开放社会，由于思想的自由，真理会向每一个人友善靠近，谎言在真理的理直气壮中会无路可走，这种情况下恰恰是那些不学无术的江湖混混的末日。另一方面，开放社会中，思想的自由会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知识分子也会焕发出追求真理的兴趣，这恰恰是专断权力的噩梦。江湖混混与权力的结盟往往是短暂的，它们之间没有更深的政治合作，因为权力体系尚知道这些混混们无法登堂入室，这仅是一种经典世俗层面的利益互动。只是短暂的被纵容放大了这些混混们的自我幻想，充其量只是对自己撒下的尿照出的自身影象的意淫。
米奇尼克说：“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同在集中营中，一些人性会得到深刻的改变，生存的恐惧会摧毁所有的良知和尊严，一些人甘愿为了苟且偷生而充当杀手，其目的是自己能够狗样地活着。这是人性中的深刻黑暗，正是这种人性的弱点为集中营的牢固提供了基础。由此看来，那些坚决反常识者活得极其可怜，因为他们并不是狱长，连狱卒也不是，如此地自毁人容其目的是为了得到一勺泔水，以满足其出人头地的虚荣。这些人从来不去考虑那些批判集中营的人们是在为他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竟然有那么多铁杆汉奸的原因。因此，目前的宪政之争无关乎左右阵营，只是一种常识与反常识之间的斗争，是一次人类与反人类之间的较量。这样也许又放大了司马们的影响，这是为了维护常识而付出的必要代价。虽然他们不一定相信他们发布的言论，但是，他们毕竟用媒体制高点制造了谬误的影响，以此打碎了部分民众的思想。
宪政的主张无非是为权力的实施设计一种精巧的程序装置，使权力在没有实施程序正义的情况下无法擅自启动，以此让权力安全地为我们服务。因为不管宪政的实体正义有多么崇高的价值，如果没有程序正义的有效装置，权力的承诺将是一个陷阱。离开了程序正义，任何实体的权力也会权为我用，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这便是必须实行宪政的浅显道理，那些反宪政的人连这样的简单常识也反对，无非是让权力变得为所欲为，这种献媚如果不是为了私利，便是存心戏弄常识，以此获得自己的僵尸粉丝。或许，我们应以人性中最恶毒的幽暗去揣度他们，尽管如此，这种不可思议的幽暗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这个消费为王的时代，大众同时被词语所消耗，如果我们不愿只生活在存在，就应该剥去那些伪装和外衣，其中糜烂的稻草或许会让你意想不到，然后让你大吃一惊。
201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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