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7日，韦伯将《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校对稿付梓，一周后突然死于那场席卷欧洲的大流感，没能听到业界反馈，特别是对文集引言里欧洲中心论的强烈批评。争论的焦点是这段话：“唯独西方才有处于我们确认为‘有效的’发展阶段的科学。 经验认识、对世界和人生问题的思考、透彻的哲学，还有神学的人生智慧 — 尽管系统神学的全面发展属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 （仅仅在伊斯兰教和某些印度教派里有过萌芽）、至深至化的神学的生活方式、对超凡升华的认识与观察，所有这些在别的地方，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也曾有过。但是，巴比伦的和所有别的天文学都缺乏后来希腊人奠定的数学基础 — 当然这也使巴比伦的天文学越发令人赞叹。印度的几何学缺乏推理‘证明 ’，这又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希腊精神也造就了力学和物理学。”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韦伯说的是实话，只是口气狂傲，对异域文化有居高临下之势。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还可以商榷：西方历史上的文化优势是否造就了近代资本主义，或者保留点说，是否成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

93年后的6月8日，一位专家从数学史的角度作了类似的文化比较，竟与韦伯所见略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产生现代数学的因素，中国有古代数学，比如说代数，就是算，很实用。但是中国从传统上，古代数学方面根本没有产生过像古希腊那样辉煌的成果。比方说，历史上第一个研究素数的是欧几里德Euclid，他就是能够证明，用反证法，证明存在无限多个素数。我很怀疑在中国古代数学里有没有素数这个概念。再比如勾股定理，西方叫毕达哥拉斯定理Pythagoras Theorema^2+b^2=c^2\!\,, 毕达哥拉斯是把这个定理证明了，而且据说他证出来之后杀了一百头牛来庆贺。中国有勾三股四弦五这句话，但好像没有人把它作为定理证明出来。”

这段话若出自西人之口，很可能被视为西方中心论，但由华人数学家张益唐说出来，却成为令人起敬的传统反思。张益唐的文化比较没有导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神话，而是从文化批判走向政治制度批判：“中国文化到了后来可能与政治制度有关系，聪明人都去考科举，学而优则仕去了，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没有产生很辉煌的数学并不等于中国人就不适合搞数学，这是两回事。”真理在最简单的大实话中，这是实话与神话的区别。正是基于对中国政治制度不适合产生辉煌数学的认识，张先生才去了美国。

同一个6月，一对中国音乐伉俪到汉堡演出，男的是总政文工团男高音王宏伟，号称歌王；女的叫杨姗姗，自我介绍“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获钢琴硕士学位。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 夫唱妇随，钢琴是给一身戎装的文艺军官伴奏的。唱的是毛泽东百听不厌的马屁歌《浏阳河》。紧跟宋祖英献给江总那首“永远温暖我心窝”的《又唱浏阳河》，王军官也是是阿伊呀伊子哟地自说自唱：“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哪？出了个什么人领导人民得解放？”答案是“五十里”、“湘潭县”、“毛主席”。然后神神道道反复吟唱：“毛主席，象太阳， 他指引着人民前进的方向，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 幸福的日子万年长！” 王军官深情表演，仿佛看见毛主席在鼓掌、高声喊叫“再来一遍！”可惜听众提不起精神，尽管听不懂唱的啥，但知道被糊弄了：全部唱段只有一个八度，号称“中国当代顶尖男高音”唱出的最高音是高音1！布鲁塞尔最优秀的钢琴家手底下活儿更简单，C大调的浏阳河，连黑键都没碰一下。难得的是两口子那份感情，男的唱的那一大堆情歌真地发自肺腑，女的手下也蛮细腻，尽管没弹出一个半音来。

韦伯在前面提到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引言里也作了音乐比较：“别的民族的音乐感似乎比我们今天更细腻，至少不会比我们差。形形色色的复调音乐早就在世界各地流传，多种乐器合奏以及高音域共振在其它地方也有。我们的全部理性音程，别的地方也都计算出来了，也为人所知。然而理性的和谐音乐 — 包括对位与和弦 — 只有西方才有：在三度和谐的三和弦基础上形成声音素材， 我们那些并非适度距离的而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理性形式里和谐解释的半音和等音，我们的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乐团和由管乐、通奏低音组成的小乐队，我们的乐谱（有了它使创作和练习现代音乐作品成为可能，保证了作品的存续），我们的奏鸣曲、交响乐、歌剧 – 尽管有节目音乐、音乐素材以及作为不同音乐表达形式的变和弦和半音– 以及我们作为表达手段的全部基础乐器：管风琴、钢琴、小提琴，所有这些只有西方才有。”布鲁塞尔毕业的钢琴硕士似乎没学到西方音乐的龙睛，尽管五根左手指头能为五声音阶 摁出个简单的和弦来。韦伯若看到此番情景，大概会骂“非驴非马！”张益唐先生则会客气地说：“中国传统没有产生很辉煌的音乐并不等于中国人就不适合搞音乐，这是两回事。好的音乐家都学而优则仕去了。”这位钢琴家跟夫婿走的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之路，洋为中用而已。可惜汉堡的浏阳河音乐会只得到人民日报的好评，汉堡人欣赏的是他们的施坦威，不是从白键上流出的浏阳河。

 
附录：
1. 韦伯言论译自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J.C.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20年第一版)第1-2页。
2. 张益唐的话引自《北京之春》2013年7月号“张益唐问答录”。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201378202613.htm
3. 关于《浏阳河》与毛泽东，参见http://www.yiyuanyi.org/guoxue/200904/64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