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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极限
日期:7/23/2013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何清涟

自今年6月巴克莱资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推出英文新词Likonomics(李克强经济学)以来,这个词在国际投行界红极一时,媒体的反响更是热烈,对这一概念几乎达到随意发挥的红火程度。7月3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获国务院批准;中国财长楼继伟在20国财长会及央行行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国政府不会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以及7月19日央行公布将放开贷款利率,都被看作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

“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李克强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一样,指代的不是两位政府首脑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而是对其经济政策之特点的概括。由于李克强是历任总理之中唯一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之人,在其主政辽宁之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T.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判断宏观经济。国外舆论因此认为他在掌控经济方面是内行,先是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即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index),尝试用该指数分析中国经济。待其履任总理之后数月,巴克莱资本将其主要政策概括为三部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并命名为“李克强经济学”,这个概念出炉后立刻红遍国际投行界,做中国投资市场分析的人士,如果不提“李克强经济学”似乎就有落伍之嫌。

巴克莱报告总结的“李克强经济学”,总体思路是约束政府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比如“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槓杆化”,就是抑制信贷增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内容则更丰富,包括金融自由化(financialliberalization),对财政系统、生产要素价格、土地使用、行政控制、垄断、收入分配以及户口登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政策的目的是:用短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那么,在时下中国,“李克强经济学”哪些部分能够试验性实施,哪些部分根本没可能实施?

“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践极限

先分析正在实施的部分。

关于中央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中央政府吸取2009年以后政府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的教训,担忧经济被巨大的地方债务拖垮,希望中止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这种风险极大、收益极低的陈旧模式,着眼于长远。但各地方政府却是眼下难关重重,经济发展放缓,财政税收面临极大困难,因此希望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各地近期纷纷召开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产业转型、扩大投资成为下半年地方经济工作重点,据说有16个省以及2个直辖市发表声明,颂扬投资项目在推动增长方面的重要性,并督促低级别政府在未来几个月采用各种手段加速计划实施。据中国媒体报导,近期内中国多位省市一把手前往北京拜会财政部长等要员,称本省经济底子薄,希望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在这些拜会财政部的省份中,寄望财政部的支持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要求中央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在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下,中央政府的不刺激政策能坚持多久,是个问题。

第二是去槓杆化,即减少货币的过量投入,这已经开始尝试。中国人民银行7月19日宣布,将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许多英文媒体都认为这是重要的金融改革,对此寄望甚高。不少论者认为提高利率加大借贷成本,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我认为这是药不对症。在美国这种信用经济下,利率槓杆很灵,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但中国金融市场并非美国金融市场,其难以根除的痼疾是政府干预过多,结果是银行的坏帐过多(目前是近20多年以来第三轮大规模坏帐累积),放开利率解决不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是银行贷款的主要使用者(2012年末地方债务余额为14.8万亿元);二是从地方政府到民营资本,所有贷款者都是无责任主体。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到期约计6.24万亿,但绝大多数并未偿还,少数是借新债还旧债;民营资本近几年有不少借贷者贷款去炒房地产,亏本之后一跑了之。可以说,这两类借贷主体都并非正常的借贷者。与利息高带来的借贷成本攀升相比,赖帐不还成为无本借贷。

夏斌在“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一文中,谈到融资量与GDP的关系时,曾提到一组数据: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2013年5月数据显示的情况更严重,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已追不上融资成本。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金融环境已极不正常,企业不可能成为守信用的正常借贷者,这就是过去数年来,民营企业大多不务正业,江浙一带民营企业借贷后大多去炒房地产,失败后一跑了之。

检验“去槓杆化政策”是否有效并不困难,半年以后基本尘埃落定。

“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制度基础

“李克强经济学”最重要的理念是约束政府行为,强调经济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约束权力对市场的作用,这是经济逻辑落实到政治安排的自然要求。问题是,中共政治的三个垄断(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必然导致无责任政治,中央政府(包括首脑)无需因任何过错而下台,地方政府(包括行政长官)不会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咎辞职集体下台,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克强经济学”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

往细里说,上述三项内容,前两项尚是经济政策,可以先试验一下。最后一项结构性改革,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是动摇根本:土地政策涉及到中国政府对国家重要资源的控制方式;行政控制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中国政府既是国家资源的掌控者与分配者,还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裁判者与参与竞赛者(尤其是垄断领域),如果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行政控制,如同西方国家那样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等于放弃政治垄断与舆论垄断的物质基础。如何为“李克强经济学”营造制度基础,并非李克强这位总理所能,需要由习近平这位掌控全局的总书记来考虑。

再往深里剖析,习近平只是中共利益集团的大管家。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间,中国高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撑的危险平衡之架构,想动一样都非常困难。日前《南华早报》曾刊登一条内部消息,称在构想上海自由贸易区计划时,李克强曾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上海金融服务业,结果这一设想遭到中国银监会与证监会的公开反对。在金融行业开个口子都这么困难,重新营造制度基础谈何容易?

我的估计是,“李克强经济学”目前红极一时,过段时期就会悄悄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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