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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一人一票的迷思
事实上在涉及到中国民主的进程时，因为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功课缺乏必要的探讨和梳理，因此数十年来始终处于一个异常复杂的死结之中，是因为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具体的过程去走向一个确定了的称作希望的民主体系，尽管在此之前有关于民主、宪政的论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多样的和视野广泛的讨论，然而构成民主主体的一个部分，却始终因为要面对到必须正视的现实时，缺乏必要的事实通道和途径而难以继续，而之所以要通过对于一种具体路径的寻求和开拓，而不是就结果而结果的呈现，这样的一种论述，是在于首先要唤起的是确认我们正存在于当下的全球语境之中，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大陆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独裁体系，由此格外严重的状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确认这种严峻的状况是为了以更充分、有效的速度去走向民主，而不是相反，不是去为了得到一个和我们的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
而探讨具有中国制度因素的现状，要比仅仅只是去简单地参照西方体系更能够获得进行民主革命的前提和契机，这是因为尽管身处在全球化的民主语境的浪潮之中，但必须承认中国作为封建皇权体系的继承者所特有的野蛮帝国状态，同时也要明确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能够从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当中提炼到的仅仅是一部分具有平等的觉醒概念，而我们要成就的却不是在精英层面上的推进，因此必然，以民众视角作为确切的参照，这样的构成对于要准备实现真实民主的中国大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必须要面对和不能逃避的选择。
从一般性民主过程向前推进到具体的制度性宪政之时，我们极容易陷进“一人一票”的简单迷思之中。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分类法，一人一票并不能说明民主所具有的包含在广泛性中的真实含义，是因为中国地区处于一个复杂形态的陷阱之中，一方面由于长时间段落的专制体系，在垄断一切资源之后所形成的特别低下的社会资源效应，但在另外一方面，由于民众阶层因长期被剥削而处于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的匮乏之中，因此，这种极端分化的状况决定了一人一票另一个层次的含义，是在于民众如何成为并实现公民身份的直接诉求和转变。也就是在维系到具体状况时，要回答一人一票之后的结果并不是受制于某一党派的思维，或者由某一党派的代言来作为基础民主的体现，而要获取初步含义上的一人一票，则又首先要取决并落实于在对待何谓宪政及何谓宪法的层面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什么是中国大陆民主的真实性所在的原因，是在于专制体系的毁灭以及在毁灭之后进行民主建设时，要首先明确作为第一步的民主建设才刚刚开始，不可能因为“一人一票”就获得解决一切问题和争议的途径和方法（要破除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并且作为基础，重要的不是过于庞大的主体性建设，而是相反，一人一票要面对的将首先是取消社会阶层的不平等以及实现人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权力的保障。
有很多人认为一人一票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这种迷思如果不加以破除，那么民主进程的推进就一定会陷入到无止境的僵局之中，并且由此所引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要重申民主宪政的主要对象是对底层民众而不是少部分精英阶层，我们不可能去实行一个只对少部分精英阶层有利的民主的原因在于，当民众成为公民的时候，也就是消除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这样一种已经极其陈旧甚至是歧视性的阶级分类之时。我注意到在底层民众中有一部分人之所以对民主抱有不信任倾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什么才是公民权利的构成主体，不但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际状况中将他们忽视了，或者说，在面对这一群体的时候，出于某种不为人所知的状况，含糊了其中应该明确的重要部分，并且，又由此推导出的问题则是，时代是在向前推进的，不论是处于何种体系及制度之中，任何一种折返和试图回到过去的举动都不会再具有现实的真实意义。
因而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所要放弃的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虚构而愚昧的争议，还要放弃的是，一党专政和多党轮流之间本质无差别的交锋，同时还要放弃的是阶级对立和对抗之间的虚幻性分类，这是因为如果不具备超越性的视野，我们就不可能在面对全球最为庞大的专政体系时，作出最为精确的分析和判断，要明白并且理解民主是一个过程而尚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只针对结果也就是民主以后怎么做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先针对过程也就是怎样获取民主，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都不会在历史中出现，因而，这也就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而不是最高原则，乃是在于缺乏对“一人一票”前提的明确构想和细腻阐述，也就必然缺乏并丧失了由此而来的一切准则，而这种缺乏，也会必然导致来自各种不同阶层的群体他们对于民主的疑惑、张望、回避和抗拒，实在来说，我们要承认，他们已经被欺骗得太多了。
要扭转这种僵局，要扭转民众（包含了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的群体形态）中那种既对于专制的不信任又对于民主的恐惧感，并担心民主是会带来混乱的这样一种心理阴影，就必须要针对何谓一人一票的真实情景作出明确的呈现，一人一票并不是一种看上去好象没有尽头、场面混乱的中国场景，并且不但并非如此还要给出怎样获得一人一票的有效途径，而不是仅仅告诉民众一人一票的未来结果，须知将结果泛滥使用，从而导致了数十年的中国民主进程过于艰难又异常曲折的状况应该到此结束，并且同时也要澄清在一人一票的场景中对于资本权力体系的恐惧和误解，重申我们要进行的是一种建立在全部国民的基础上的民主行动，而不是去通过某种手段反而强化了国民的等级歧视并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恰恰相反，我们要确立的是国民全部平等，并使他们拥有全部合法的权利和权力的主张，以保障不受由任何因素来干扰到一人一票所获得的民主结果，要警惕并排除资本超纵民主果实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一人一票从所造成的普遍性的含糊认识的过程中拯救出来的重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诉求民主进程的推动或实现，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而是如何确立一人一票的实践前提，并使得塑造一人一票前提等同并应用于对专制进行实质性的瓦解，以从本质上消除中国现实社会的等级差别和由此而造成的巨大的不平等和不信任，并且最终抛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人为操控的陈旧的方法论、概念论的思维误区，确定国民民主及公民权利的内涵和边界，既是在当前的转型瓶颈中，我们所要致力于开拓的实际性框架。
在一个没有中国政府只有执政党政府的现实中，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乌托邦（毛就是这么干的，也是这么欺骗民众的），而是恰恰相反，必须回到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人间社会中来，并且以这个“一人一票”的明确目标来对抗党政府所笼罩下的强大的权力资本及经济权贵扫荡一切的局面，并促使多个反对派团体的成长和独立，为了在新的政府确立之后，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社会建设。
第二部分：反思“红二代”崇拜
对于一个始终无法逃避、至今仍然建立在皇权意识形态之中的中国来说，我们的确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对于皇权的崇拜，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可以用它来作为一种巧妙的借口，来掩饰民主转型的进程中那些对于革命恐惧论的宿命论者的一种旧式维稳思维的悲观理论，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深陷在改良和革命的陷阱中不能自拔，仿佛一谈到具体问题就可以把这一套特殊国情论拿出来辩论一番就能够解决并掩盖所要直接切入的针对性问题，并且在这一个过程中，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惟红色二代为最大的思想和情感的来源并加以膜拜，以红色二代或相仿的红色二代的权贵人物为言论主导的最佳途径，漠视社会现实中具有深度、具有高度的一般思想人物，这种潜伏在思想深处的对红二代的狂热崇拜，已经成为一种蔓延在中国的疾病，其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经验主义的和因为不会导致混乱的臆想性病症的爆发。究其本质，毫无疑问在这种极端危害的现状背后，其实恰恰说明了，人格自我矮化的奴隶性格和对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恐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任何一种历程中，杰出人物所具有的推进作用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体现人性，因而，反思对红二代的崇拜，反思自上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过的有关于崇拜的恶劣、残酷及荒唐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如何消除崇拜，就意味着可以如何恢复人性，这是一个在相等的状况中我们都要共同面对的论题，以任何一种借口回避它都将毫无意义，是因为在革命的中国式的道路上轮回的就是这种来源于古老的东方传统的恶习，要想超越这种历史的无力感，就必须回归到一个基本的和常态的人性立场及层面上，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只有通过反思并抛弃对红二代的崇拜意识和惟红二代为唯一为正统的奴性意识，才有可能建造一个不沦陷于起义、革命、再起义的这样一个无休无止的中国性状态，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正是由于无法摆脱对红二代的极度狂热，才诱发并臆造了对党内民主、对顶层设计，甚至是对在大地上建立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的变态幻想，而这种幻想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固化并且一步步走向僵死和毁灭，走向贫富极端对立并且分裂的落差和人权的不平等，并最终造成了我们所处的大陆，变成了一个全球背景下的最大的也是最为荒淫的超级独裁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在红二代崇拜思维的背后，所体现的不仅仅是皇权政治的影响，它同时也是对影响力的一种曲解和误读，在一个缺乏独立思想的年代，常识就会变成异端，而对于思想的暴力统一和摧残所导致的必然是过度神化的结果，它同时也导致了批判性思想的消亡，并反过来使得其积极的力量成为了极端专制意志的附庸，“红色江山论”即是在此种狂热崇拜之后所形成的一种让人难以抵抗的洗脑，它明目张胆一次性地将国家变成了红色家族的私有财产，以“执政”掩盖并且置换其赤裸裸的统治和侵占，将国民划分等级、阶级，给予不同的待遇，并且又从根源上，直接控制并加强了对红色权贵的无限膜拜，在这种不间断的造神行为的背后，以“伟大个人”替代司法，以个人意志取消民众在场的实质，既是对人类民主、自由及平等的掠夺，并且是以高高在上统治者的身份，要求其民众无限度的膜拜、屈服和忍受。
并且在事实上，这种对红二代的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病态表现，体现于一方面对如重庆薄熙来的无限吹捧和膜拜，而在其内部斗争失败后又经由所谓新政的掩饰变成了对习近平的鼓吹和崇拜，要知道，这种完全漠视人性基本准则的行为中，既包含了由共产主义病毒所传染的思想瘟疫，同时，对于红二代主体，其实也更是一种巨大无比的病毒，它以麻醉的方式削弱着人性中正常的和清醒的部分，当人以自己或者他人为神时，它一定就是偏离人类状态而走向毁灭与癫狂的开始，除此之外，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因而，要正视并反思对红二代的崇拜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民主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人类社会和范畴中来，并且就当下的中国现实而言，首先就是对人权的肯定和保障，如果还有人会认为在一个专政的体系中能够建立关于人类的新政治，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新政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又是如何运转的，除非我们是在谈论一件和我们完全不相关的事情，而这就是我们思想的一个新的起点，也就是，不是在一个和专制谈正义的立场，而是要解散专制才能够获得人权的立场，尽管极权体系是多么强烈地正在鼓吹他们所谓的中国特色，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已经破产，同时，在精神上也已经崩溃了。
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建立在皇权崇拜基础上的红二代狂热，又正好反过来印证了红色家族对于中国国家的红色江山的言论，不仅是一种立场卑鄙、猥琐的贪婪意识，同时也是背离人类文明并且是反社会的一个象征，而所有的这一切根源正是由于大多数人误解了这样的一种思想，那就是极权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从极权而来的红色江山论也不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而是恰恰相反，红二代的红色江山是封建皇权体系思维的恶性延续，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阴谋怪胎所产生的一种人类病毒，它扬言以群众路线、以为人民服务为主旨的诉求，仅仅是为了掩盖其内在贫乏、空虚堕落的实质，而正是由于崇拜皇权的思维和行为，又进而导致了在人性及人权的层面上对基本信仰的迷失，红二崇拜同时也更是对自然秩序中政治秩序的背叛，并且这种背叛又通过塑造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代明君而最终沦落为制度及法律的帮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神化某一个或某一层面的个人，就是对民主及自由秩序的背叛，而这样的状况，必然是对民主进程中制度开拓及背景的伤害。
一个粗暴地建立在红色家族化层面上的政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次获得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伦理，因此，红二代及其附庸们以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论调，所强调的不过就是对中国大陆及其民众的一种统治，而这正是我们要彻底批判并放弃红二代崇拜的重要原因所在，是因为国家的命运和具体的个人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契约关系，每一个个人都需要并且正在对红二代的统治作出批判、反抗和否定，是因为契约决定了这种行动的合法依据，就象我们也已经知道，公民意识的觉醒将会有效地去塑造一种包含在秩序之中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任何一种以国民性和民族性作为借口的中国特色论都不足以与之相抗衡，国家是公民所存在的家园之所在，而不是红色江山者们的私有产权，而反思红二代崇拜的最后一道防线正是因为，我们要拯救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任其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中走向消亡，这正如国民是国家的主体一样，具有着明了而深重的历史高度和时代含义。
第三部分：立场晦涩的旧式民主
对于一个业已步入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而言，我们所遭遇到的挫折印证了民主道路的艰难曲折，要想摆脱一种深重的无力感，就不仅要面对日益复杂的极权景观所带来的一系列恶劣的影响，并且也要同时正视一种陈旧的和愚昧的思维对于当代社会所产生的虚无的幻觉，而这就是为什么要来探讨此一命题的重要原因所在，是因为任何一种希求或者试图通过对极权形态的部分改造而获得良好的社会前景的幻想已经不再存在，同时，也正好说明了，在封建皇权体系的延续和现代文明的民主道路之间，所存在的将永远是不可融合的特征，由此，反省立场暧昧的旧式民主思维，也就是通过重申对那些仍然寄希望通过对极权的呼求这样的一种“为民请命”式的要求的无效性，以真实的心态应对事实中的社会现实，才是我们对所置身于此的这一个时代最为确切的回应。
而且依然要对民主或者革命能够带来混乱、中国大陆民众只能依靠独裁、民众素质太低这样一些非常奇怪的、肆意捏造的思维作出严厉的批判，是在于混乱的形态早已经被民众的具体行动所超越，更是因为并不是说当你作为个体，在尚且还能够拥有在日常的秩序中生活时就叫做与混乱、动荡相反的和谐，更不是在此时此刻，社会与时代在巨大而暴力化的专制阴影下的一点可怜的个人安全感，因为我们首先要明白，当你并没有获得基本的人权时，你就不会属于一个完整的个体，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直面这种晦涩立场中的貌似精英的堕落意识，不是在极权下通过妥协来获取点滴的权利的空间，而是相反，告别暧昧立场，瓦解专制形态，就必须要从旧式民主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以现代性立场来反证极权的无效和不合法的反人性格局，争取民主转型的空间，挤压被滥用的旧式民主泡沫，塑造一个与世界同步的，在人类世界范畴内的民主体系。
旧式民主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他们希望通过大量的对腐败现象的斗争来促使公权力的回归，这诚然是一种觉醒的表现，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反腐败的前提实际上并不存在，尤其是在司法缺席、人权丧失、超大型体量的家族统治依然笼罩着中国大陆的现在，同时也正是他们在构成着对现代文明的粗暴拒绝，这是一种建立在反人性和反文化基础上的没落体系，它试图以主权及党与国家的关联这样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混淆个人作为公民自身合法性的权力及权利，尤其是长期以来一系列的建立在旧式民主思维方式中的行为及言论和主张，在经过政治格局的诡异空间时，我们会发觉这些说法毫无例外的变成了对专制合法性的辩护，并且更可怕的是，这种立场退却并且暧昧的旧式民主思维，正在一而再的拖延着进行瓦解专制的时机，同时又因为这种逃避，而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
而另外一种倾向又同时在提醒着我们，也就是在回避极权体系的同时，却纠缠于对一般性现象的攻击，这样的一种只在表面上运行反对，却在本质上掩盖根本罪恶的行为，不但无益于对民主及自由的推动，却常常一定会反过来成为对极权的巩固力量，是因为在大多数的状况中，他们所回避的正是如何在具体的方法及路径上去进行对专制的瓦解，而一味地高调并宣称民主的华丽前景，要知道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现实状况，除非你只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而这种脱离当下现实的目光是不可能有益于中国民主的实际推动的。
对孔孟之道的大力宣扬则又从人性奴化论的基础上剥夺了中国民众进行反抗专制的权利，它以试图欺骗的实质使得大多数人只针对社会现实中某些人性和道德的缺失，而忘记了在一个不平等的、没有丝毫人身保障的专制景观中，应该重申的不是对道德的拯救而是对制度和极权的批判，只有通过瓦解专制，才能在确立了基础民主的社会范畴内，在获得平等权利和空间的基础上，道德与人性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话题，而综上所述的一切，也仅仅只是立场暧昧的旧式民主思维中一小部分的体现，它使大多数民众在接受了此类的灌输以后，往往将和自己一样的民众视为敌人的开始，而忽视了其中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强大的只和某个党有关系而不和民众有关联的中国，并且要使之成为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是因为极权的中国越强大，对民众的伤害就会越深。
要重申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下，在我们进行民主转型及制度变革的浪潮中，对于立场暧昧的旧式民主思潮的告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于人的权利将高于一切，而人的权利将首先包含的不是最高意义上的而是最基础含义上的对于生命、财产、人格、自由、社会身份、资源、言论等一切平等权利的反映。而这种反思的立场将进一步反映为，对于任何一种在极权统治下所进行的屠杀行为要进行的是控诉而不是宽恕，并且明确并反复强调任何一种极权都是不合法的存在，批判并站起来反抗专制极权是民主和自由的具体反映和自然权利，没有谁可以剥夺他人对极权进行反抗的权力。
而这就是在如何认识到我们当下的事实困境时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假设和虚拟的希望中解脱出来，不仅仅是要去塑造反对性的力量，同时也是为了对极权的统治予以最终意义上的反抗和瓦解，以确保民主时代的开创和到来，这同时也是对如何进行制度建设的一种提醒，是因为我们已经非常明确，无论是从人的基本权利，还是到公民社会的有序形成，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创造，只要还是在一个缺乏自由的前提下，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首先不可能具有真实的保障和进行建设的意义及力量，而在此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个层面在于，中国大陆因为极权的极速膨胀和恶性存在，在已经成为这个全球化时代中一个沉重的病毒与肿瘤之后，也已经开始影响并危及到了世界文明向前持续推进的动力，尤其是以共产党为首的红色家族所代表的极权体系所具有的反人类倾向，也已经毫无疑问的构成了一个与普世价值截然相反的破坏性力量，而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民众，所丧失的就不再仅仅是应当享有的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也同时丧失了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发展的可能，这样的现状，已经成为了一个刻不容缓、无法回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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