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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7月份王宁来电子邮件说，他们正策划科斯教授到中国之行。这让我意外，也让我感到很振奋。说是意外，是因为他多次放弃到中国的安排。记得1994年我还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访问教授时，他就收到过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邀请。但他当时对我说，他太老了，不能去中国了。他那时已84岁，按一般的看法，确实很老了。
后来到了2008年，我参加科斯教授发起的芝加哥大学关于中国改革的研讨会时，听有人说，科斯教授之所以一直未去中国，是因为他太太对中国有误解。但这无法证实。我们在这个会上第一次见到科斯太太，她很慈祥，对中国人很善意，很难看出她对中国有误解。也许，在不了解中国和接触中国人之前，她确实有误解，但更多的信息让她改变了看法。不过当时科斯教授已年近百岁，似乎更没有身体条件做远程旅行。
就在一次晚餐时，我问科斯教授是否后悔没来中国，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猜测说，“也许真的不遗憾。对于科斯教授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神秘国度的代名词，他需要用这个代名词来寄托他的梦想 …… 而在今天，‘中国’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比喻的范围。因为一个真实的奇迹发生在了寄托梦想的地方。但是，还是保持一点神秘感吧。”
所以，当我听王宁说科斯教授要在102岁的高龄时到中国来，确实感到很意外，但又很受鼓舞。一方面，他可以不顾身体条件远涉中国，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千里迢迢，可谓壮举。另一方面，这又反映了科斯教授不为外人所知的深深的中国情结。早在1987年，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年时，他曾说“我想再度扬帆起航去寻找通向中国之路”，以实现他“老年人的梦想”。这虽是一个西方人惯用的对遥远国度的比喻，但为什么不是印度或日本？也许当时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吸引他的目光。
到了1988年，当我和黄一义与科斯教授翻译他的著作通信时，他在一封信中已明确指出，“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另一方面，他所接触的中国人，也加强了他对中国的关注。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张五常。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张五常就到了芝加哥大学。据五常教授记述，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年代，其中最亮的星就是科斯教授。在与科斯教授的讨论中，张五常被视为理论知己。后来《经济学百科全书》上的科斯理论条目，由五常教授执笔；诺贝尔奖委员会举办研讨会时，曾邀请五常教授著文介绍科斯理论。自然，五常教授也受邀参加了颁奖典礼。
科斯教授对五常教授非常赏识。这在他的诺奖演说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最多的名字就是张五常。在私下，他与我谈话时也经常提到张五常。而很显然，五常教授可能是第一个引起科斯教授关注中国的人。早在80年代初，五常教授就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预言中国可能会走向市场化改革之路，从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五常教授回香港，是受到了科斯教授的鼓励。科斯教授在2008年给五常教授夫人苏锦玲的信中回忆到，“当香港大学邀请史迪芬担任教授的时候，我催促他接受，我想这是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最好的地方。”而那年是1982年。
从那以后三十多年，中国果真发生了经济奇迹，经济总量一路赶超，直到世界第二。而其原因，却很简单，就是产权和市场。在农村，家庭有了土地承包权；在产业领域，人们有了创办企业的权利。而这，正对应了科斯教授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中讨论的两个基本概念，产权与交易。中国奇迹的奥秘只是在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工厂”的计划经济，由于多层次的政府科层组织的存在，而导致交易费用奇高；而市场化，就是用两两人之间的交易替代政府科层组织，立刻会获得降低交易费用的功效，所以也自然会明显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这一结果也自然令科斯教授兴奋。作为一个身在书斋的学者，没有比他的理论被实践证实，甚至被拿来指导一个伟大的改革更高的奖赏了，诺贝尔奖也会相形逊色。到了2008年，科斯教授终于忍不住了。既然暂时无法东渡中国，何不请成功的中国人到美国一行？于是他将诺贝尔奖金的一半拿出来在芝加哥操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中国经济是如何崛起的。被邀请的人有学者，有企业家，也有政府官员。虽然对一个近百岁的老人来说，开满五天会是十分辛苦的，但对他来说，不啻是一次有关中国改革的信息大餐，是他的一种享受。
也许是余兴未尽，时隔一年，2010年，他又发起了一场芝加哥研讨会。只不过这次他似乎无需再花一半诺贝尔奖金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参会的中国人都自己掏腰包买机票，这从一个侧面印证着中国改革的成功。在此之后，他投入到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到了2013年，他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出版了。书中对中国改革历程进行了描述，并讨论和分析了中国改革当前的问题。这也许就是科斯教授最后的文字了。
然而，科斯教授对中国的兴趣还不仅仅是中国印证了他的理论。他还有更特殊的寄托。这在他的一些谈话中透露出来。在2008年芝加哥会议结束时，他说，在他出生的头几年，欧洲一派和平与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科斯说，“那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不仅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且还诞生了苏联。科斯希望有产权制度，但不喜欢战争。因而我们隐隐可以看出他对西方世界的某种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中国身上。当他说“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时，我的心颤抖了。
我热爱中国，我热爱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崇尚天道且优雅的文化，这与我是一个中国人，凭借懂得中国字的优势有关，我能够不太费力气地阅读文化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经典。而科斯为什么？以科斯教授的天赋悟性，他也许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感觉。他后来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不仅局限于小时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他后来的文章和谈话中，我们能看到他越来越多地引述中国经典。他把孔子与亚当•斯密相提并论；他用孔子办私学来证明思想市场在中国有着深远传统；他理解孟子说的“不忍人之心”；他在《变革中国》中引用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他赞赏梁漱溟提出的“建设新中国”与“了解旧中国”要齐头并进的建议。
重要的是，他发现中国的儒道传统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有很大重叠，在思想市场方面也有很大重叠，而这两点，又是通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他说，“民主化（抑或非民主化）吸引了当今政治辩论的大部分注意力，但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无论该体制是否民主的。”（《变革中国》，第260页）他当然知道，政治制度还是当下中国的短板。在2008年芝加哥会议的结束时，他的总结似乎对这一点没有把握，只是希望“政治机器”能运转得好一点，能够良好运行100年；其实也是希望中国能探索出更好的政治制度。如果这一点也能实现，那么中国真是一个可以寄托希望的地方。因为产权、思想市场和政治机器都能有效运转的国度，同时又有历史证明是一个爱好和平、不事扩张的文明，将是世界之福。
当然，思想市场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它还是理论创新，形成更好的经济学、“正确的经济学”的制度条件。只有思想和表达没有禁区，思潮或学术传统之间的辩论和竞争才能充分，更优的理论才能脱颖而出。如果有了思想市场，科斯更愿意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希望放在中国。因为正如他在与王宁的谈话中说的，“新的思想总是被一小部分人所接受，但中国的一小部分人就是很多人了。”当然还有中国改革所带来的极为丰富的思想素材。科斯说，“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为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除此之外，科斯的中国情结还有一个鲜活的维度，这就是与具体的中国人的接触和友谊。在张五常身上，他看到中国人的聪明；在王宁身上，他看到中国人的温情与细心。中国的多名学者、企业家和传媒记者拜访过科斯教授。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是知恩图报的。中国人把科斯理论作为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传媒，科斯教授也许是在中国最知名的外国经济学家。2010年，当科斯教授百岁生日时，中国经济学家们为科斯教授举办了盛大的学术研讨会。科斯教授为此谢绝了一些西方传媒的采访。这个会恰当地使用了“科斯与中国”为题，并以同名印刷了给科斯教授的礼物暨会议纪念册《科斯与中国》，论文集也采用了这个名字。科斯与中国，有点儿分不开了。科斯教授一定很好奇，这些中国人的家乡是什么样的？
知道了科斯的中国情结，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102岁高龄，决定到中国来。这是一个他魂牵梦绕的国度，这是一片他寄托理想的大地。五常教授曾说我们的《科斯与中国》纪念册中应加上一幅现在中国的照片，以显示中国改革的成就。然而，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亲眼一见。据王宁的信息，行程安排在10月10日到11月18日。天则所已经准备在这期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以欢迎科斯教授。
然而，不幸，9月2日，噩耗传来，科斯教授竞辞世而去。据他的访华计划仅一个多月。科斯教授长寿近103岁，但与中国仅一月之遥！这是上帝的安排吗？一个从未过到中国，但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一个梦想扬帆探索到中国之路几十年的人；仅仅差一个月的时间，就与中国永远隔海相望，这难道不是一个永恒的凄美的悲剧吗？真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然而，这何尝不是一出喜剧。如果科斯教授永远没有来到中国，他就不会亲眼看到中国的负面形象，就会与中国永远保持“距离之美”，就会把有关中国的完美印象带到天堂，进入一个美好的长眠。地上的事，他已经嘱托好了。记得科斯教授在2008年芝加哥会议结束时，有一段关于长眠的讲话，关于这段话，我的记录和翻译与五常教授的“正统翻译”有所不同，但我认为更反映“科斯风格”。他说，“我现在要感谢你们，因为要将思想变成现实，比我行将进入的长眠要难一些。你们将要按照你们在这个会议上所说的去做，实现它们，让人民幸福，我也将感到幸福，我感谢你们。”想到这儿，我觉得，科斯教授的思想薪火还在我们很多人心中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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