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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2年4月创刊前夕，102岁的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1910年12月29日-2013年9月2日)先生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和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王宁特别为本刊撰写了《什么是中国经验》一文。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文章，纪念这位对中国学界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亿万中国农民借此摆脱了极度贫困，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从激进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一个古老的人类文明从此走上复兴之路。中国市场改革的经验也启发全球其他国家拥抱市场经济，积极地领悟并探索市场的仁慈和创造力。而且，这个非同寻常的经济大转型完全出人意料。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在短短的30年间，中国这个世界上贫穷落后，与世隔离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而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
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书中，我们试图解释这个大转型的来龙去脉。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阶级斗争，把精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他们当时对市场经济的了解颇为有限，而且他们有限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此前轰轰烈烈的政策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双双大倒退。中国不仅把自己孤立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之外，而且也切断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依托。除社会主义之外，中国对其他道路知之甚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中国唯有从社会主义实验的废墟中重建自身。同时，毛泽东的逝世和他的激进主义的破产为“思想解放”创造了空间。在1978年初中国爆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辩论，进一步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了激进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实事求是”——也得以复苏。虽然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绘好的蓝图，但中国领导人胸襟开阔，立志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拉开了它的序幕。
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大转型是由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改革共同推动完成的。一个由北京精心策划；其目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由国家主导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因为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该战略是要“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包含了“放权”和“让利”——改革前，国有企业严格由政府管理，而且必须把它们的所有利润都交给国家。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自由企业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存在。可以理解，一心要挽救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把他们的努力放在国有企业身上。
另一个改革我们称之为“边缘革命”，它是一系列“草根运动”和地方基层相结合的改革措施。不同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其重点是强化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边缘革命”一步步把私有企业和市场带回中国，为中国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当农业单干户还被北京禁止的时候，四川、安徽、贵州和许多其他省份食不果腹的农民已经偷着干了。国家计划外的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了非农就业岗位；这不仅导致农村工业化，而且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改革的前20年，乡镇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高达40％。
当家庭农业和乡镇企业在中国农村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城市也见证了自己的“边缘革命”。毛泽东的去世终结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再教育的运动。数千万知青突然从农村返城，但大多数找不到工作。为了解决这些“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北京被迫允许他们自谋职业。由此，私营经济在城市迅速崛起；国有企业不再垄断中国的城市经济。
在“边缘革命”中，经济特区有些特殊。虽然这是广东省地方当局提出的想法，直接由北京拍板，但即使这个特殊的例子也有助于说明其边缘性。当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其他沿海城市如上海、青岛和大连等均被排斥在外。这是因为后面的这些城市，尤其是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工业中心。经济特区是一项迫不得已的实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毛泽东时代，三股边缘力量或遭受严厉打压，或面临严格管制——经济特区根本不存在。幸运的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有深刻的变化。他们从毛泽东的失败中痛苦地体验到思想傲慢的灾难，而逐步回到实用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的领导下，北京坦然承认自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在改革方面，北京开始允许地方释放积极性和主动性，随后，大力鼓励地方在政策试验中发挥带头作用。虽然北京当时仍被社会主义理论缠住手脚，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较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在国家计划之外探索新的途径来振兴当地经济。北京一方面继续垄断政治权力，但在经济事务方面，北京不再是八面威风的中央规划者，它更像是一个门卫。由于各省、市、县经济发展的竞争，中国成为区域竞争的一个巨大实验室。这个过程如何在不经意间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市场转型，在我们的书中有详细的交代。
二
和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不同，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从未放弃过社会主义。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社会主义需要公有制为基础以确保共同富裕。经过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才允许国有企业私有化。尽管如此，他们并未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制。一些关键行业(包括银行、能源、通信和教育)保持了国家垄断。因此，很多人将中国经济定性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但是，国有垄断企业的继续存在并不证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中国经济的崛起靠的是“边缘革命”和区域竞争。国家垄断并非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恰恰相反，在未完成的改革议程中，国家垄断行业高居首位。与中国领导人的良好愿望相反，国有企业并不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反而加剧了不平等，滋生政治腐败。
中国对公有制的顽强信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一言九鼎，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在近代，拜康有为和孙中山之赐，“天下为公”的思想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他们二人都把“天下为公”奉为公有制的先声。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国人公有制情结进一步固化，也愈发复杂。在毛泽东和大多数他那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私有财产是中国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的根源，而视公有制为灵丹妙药。在近30年的社会主义实验和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恍然大悟。在改革中，设备简陋，饱受歧视但顽强拼搏的民营企业把养尊处优的国有企业抛到脑后。即使国有企业日进千金，它们也往往并不为公众利益服务。“天下为公”其实有另一种解读。就从字面上看，它告诫公共事务管理人员要公正不阿，不偏不倚。这正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公正的旁观者”的精神。这种解读和孔子另一则微言大义，“政者正也”，不谋而合。
贫富不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在结构层面上，经济增长从来都是非均匀的。即使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也始终存在着停滞和萎缩的行业。即使在一个快速增长经济中的领头行业，也有为生存而挣扎甚至歇业的企业。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熊彼特称为的“创造性破坏”有关；创新产品取代原有产品，迫使旧产品的生产厂家改行。其实，所有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的时候都是一种赌博，有赢必有输。企业、行业间相互竞争合作，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交错上下，更不用说中国区域间的巨大差异。另外，就个人层面而言，技能、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人际差异不可忽视。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幻觉；甚至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也充斥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特权。幸运的是，重要的不是贫富不均本身，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富不均。如果贫富不均是公平竞争的结果，人们会广泛接受；在众人眼里，成功者是他们的英雄和榜样。只有当贫富不均是贪污腐败的结果时，它才会煽动嫉富、仇富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和敌意。孔子的教导“不患寡而患不均”经常被引述。但是，很少有人谈及孔子这句名言的下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当今中国，贫富不均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在于贫富不均自身，而是它背后的制度原因，市场扭曲和缺乏公正。
自由市场无法消除静态的不平等，但它给每个人机会，去努力尝试，拼拼自己的运气。于是，整个社会尽可能接近动态的平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能明天会发现自己的产品已经过时，被消费者淘汰；一个身无分文的民工如果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也许他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工厂。从长久来说，一个没有歧视，消除特权的自由开放市场是让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最有效也是惟一有效的途经。
可以理解，一个负责任、关心大众福祉的政府会积极制定政策，以求减轻贫富不均的不良影响。在许多国家，教育政策是减少贫富不均的有力武器。然而，在中国，教育实际上加剧了代际间的不平等。好的教育留给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群，农村儿童受教育的条件每况愈下，师资雄厚的中学、大学都集中在大城市。所谓的“三公消费”(政府在商务宴请、旅游和车辆上的支出)竟然和国家的教育预算不相上下。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远高于国家对贫穷人口的资助。一个积极干预经济的政府带来的贫富不均远比自由市场产生的不平等更糟糕。
中国的经济转型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刚登上历史大舞台。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今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经济一定以我们今天无法预测的方式继续发展和演变。那些批评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不可持续的人瞄错了靶子。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开放社会不断实验和自我完善的起跑线。新知识的增长在这个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长远挑战才刚刚开始。
三
我们中的长者(科斯)从未到过中国。还在孩提时代，他读到了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他和6个世纪前的马可？波罗一样惊讶。中国文明在陷入停滞之前，创造过一个灿烂辉煌的历史，令当时的欧洲望尘莫及。这个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摈弃了激进的意识形态而迈上改革之路，他越发关注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个伟大的古老文明也许要重新腾飞，实现它的潜力了。”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对中国的未来依然乐观。中国经济的活力有广泛的基础，私人企业家勤苦创业，坚韧顽强，中国社会日益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一个致命伤，即缺乏自由宽容的思想市场。
有别于过去的人类社会，现代社会最关键的特征是对思想市场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和欣赏。简而言之，思想市场能让我们更好更快地试错和学习。动物和植物通过生物演化适应环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场；思想和理性给人类很大的优势。尽管如此，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大多过着贫穷、短寿和危险的生活。他们深受知识极度匮乏之苦，生活在迷信和愚昧之中。他们发现知识的过程缓慢；即使少数偶然得到的知识也常常被遗忘。一个发现、测试、实施和完善知识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在过去的大多数社会中，知识被奉为神灵，与芸芸众生截然隔离，接受知识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放教育，官学(或神学)平民化的国家。中华民族在西方崛起之前能够屹立东方，独领风骚，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并非偶然。在西方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宗教自由、人人平等、国家独立和公民权利的斗争意外但稳步地创建了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在那里，知识的增长逐渐系统化和制度化。如今，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基础学校教育是强制性的；高等专业教育也成行成市。在通信和运输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知识的增长更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思想市场是知识增长的必要前提，而后者是任何创新性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现在“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但是，几乎没有多少西方消费者能记住任何中国品牌。两个世纪前的英国工业革命推出许多新产品并创造了新的产业；令人奇怪和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工业革命远远不够创新。在中国过去30年间，创新的缺乏和快速的工业化步伐可能看上去自相矛盾。这都和中国思想市场的缺乏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和西方在知识上有巨大差距；一旦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得到解放，他们可以迎头猛追。这种“后发者的优势”经过区域竞争转化成快速工业化。在一段时间内，这缓解了中国发展自己创新能力的压力。但是，如果中国想要提高技术的含量，让经济在长期内持续、高效地发展，它别无他法，只能拥抱自由思想市场。幸运的是，经过30年的经济增长，13亿中国人民早就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要施展他们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在国际舞台上一显身手。
思想市场也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和智力保障。像所有的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不是万能的。没有什么可以把人类从无知和谬误中一次性地彻底解放出来。我们也不能摆脱自己的偏见和成见。鉴于人性的脆弱，我们都免不了刚愎自用和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活跃的思想市场广开言路，接纳不同的意见，让相互竞争的思想和观点反复交流、碰撞，以及相互批评。这个过程不仅是我们寻找真理的惟一途经，也能够培养互相尊重、信任和容忍，这是对付偏见和自负最有效的解毒剂。一个社会有了公开的思想市场，虚假的教义和卑鄙的谎言仍然会出现，但它们很少有机会持续下来，或能蛊惑人心，也很少能威胁到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
思想市场不仅是我们通向未来的桥梁，也照亮我们的过去，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何处去。毋须赘言，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为中国的复兴提供了丰厚而潜在的文化和智力资源。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现在一方面在世界各地资助孔子学院，但另一方面，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却容不下一尊孔子雕像。正视过去需要道德勇气和政治责任感，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政党和一个民族更是这样。没有人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在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人独立于天地之间，是思维和理性把我们从万物中区别开来。只有我们人类可以回顾历史，反思自己的经验并不断提高自己追求真理、正义和幸福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回避或曲解过去，我们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放弃了从过去的错误中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机会。
四
19世纪末，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为现代化的对立面。这个反传统主义的思潮导致很多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遗产看作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当时，各种西方思潮和学派，包括现代科学技术，首次传入中国，很快在中国青年中引起广泛共鸣。尽管当时政局混乱，20世纪初的中国却看到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思想市场；思想之间的互相磋磨和竞争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痛心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降，在战争年代顽强生存下来的思想市场却在和平年代被破坏殆尽。
过去35年来，中国自身的传统对其市场转型多有提携。“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大义，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班固。放眼未来，中国在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漫漫征途上，会不可避免地返本开源，从其泱泱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例如，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强调制度和人事在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上同等重要。一方面，没有任何制度点滴不漏，万无一失。制度的绩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应的人事安排，尤其是人才的道德品质和智力素质。这种洞察导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德治”的强调，同时，科举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配备官场职位的机制也是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发明。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特别是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商君书》预言“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即使像尧和舜这样的人也将变得不正直，而作奸犯科。今天的中国为商君颠扑不破的洞见平添了无数令人扼腕痛惜的注脚。
但在传统的中国，受“皇权天授”的影响，“德治”时有退化成“人治”的风险，系“天下为公”的千钧政治理想于一发。在明清时，中国政治误入歧途，转向了极权。“天下为公”已不再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文字狱”频繁发生，自由思想遭受扼杀。正当西方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并开始跻身现代的时刻，中国政治大打退堂鼓，陷于专权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开始于晚唐并在宋代得到长足进展，渐入佳境的文化和经济自由化也随之夭折。随后，政治越来越为私欲所左右，离“天下为公”的理念渐行渐远。思想上逐步闭关自守，画地为牢，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倒退。这种恶性循环使中国在19世纪末一蹶不振。在过去35年中，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携手并肩一起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大转型。今天，中国经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大国更加开放。上海更是全球化的最好橱窗。前NBA全明星球员斯蒂芬？马布里最近率领北京队获得CBA总冠军，圆了他的冠军梦。世界从未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上如此全球相连。全球化使不同思想交流、不同文化融合的机会加倍，从而孕育了多样性。如果强迫一致性或同质化，没有一项全球化运动可以持久。
多样性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思想的自由流动和交换碰撞出更好的思想。同时，多样性也带来自己的挑战。如何应对分歧并保持和平成为历久不衰的生存考验。思想市场能有效地曝光错误，争端可以不诉诸暴力而得到解决。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天下为公”的中国智慧迎来了新的紧迫性。全球化令世界的思想，不论其起源，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共同财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对思想做出种种人为的划分，不管是基于种族(“中外”)，地域(“东西”)，或政治(“左右”)，都是武断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被广泛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受到了前所少有的强调。但是，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如何能解放思想？这样我们就毫不奇怪地发现在30多年后“思想解放”仍然是中国的战斗口号。这不是因为“解放思想”需要天才之作。思想市场所传递的既不是最终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权威。在知识的追求上，没有真理是最终的，也没有权威是绝对的。只要我们宽容错误，鼓励自由，开放争论，思想中的瑕疵很快被暴露而得到纠正，新的观点层出不穷。而错误观点的作者和辩论的败方不会因言获罪。只有不断地批驳和纠正错误思想，我们才能一步步趋近真理。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是真理的试金石、创新的温床，更是精神的惟一家园。
在过去35年的经济改革中，开放的产品市场让中国人脱贫致富。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空前丰富，但由于缺乏思想市场，中国社会躁动不安，经济危机四伏。而政治方面，即使中国领导人都不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一个更加开放的思想市场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制度保障，“富之教之”是孔子治国安民的箴言。没有什么能比思想市场更好地教人育才，甄别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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