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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线冲突的视角来看，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政治实践的兴起和失败，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将列宁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制度简单嫁接的政治路线已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想通过回到极左路线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此路不通。[7]我们不难理解，站在新极权主义的立场上，为什么要竭力将薄熙来事件刑事化和孤立化。新极权主义的致命伤是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党对整个社会的极权统治，这就使得它势必死死抱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极权成分，不可能对酿成薄熙来事件的体制性和思想性根源进行深刻的反思。事实上，薄式极权主义和胡式维稳体制相比，更懂得极权心理学，更懂得如何从群体中去开发支撑体制的精神能量。眼看着纯粹依靠由上而下的官僚警察体系进行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胡式新极权主义者虽然在权斗中打倒了薄熙来，然而在精神上也许将不得不承认只有薄熙来指明的道路，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维系党对社会极权统治的唯一道路。
所有简单地站在邓小平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薄熙来，认为邓倡导了改革开放，而薄想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人，都回避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按照邓的政治路线无法避免的权力寻租和权贵资本主义，目前已经泛滥到影响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公义的地步。
是的，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当他将毛共的政治权威转而用到引进外资和构建市场体制上时，确实在众多的转轨国家中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邓小平始终回避，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完成之后，党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和公民，和整个社会的关系。
共产主义者为党的专政权力辩护的理由是，在无产阶级用激烈的阶级斗推动历史前进时，必须将绝对的权力赋予一个洞察历史规律的先锋队；然而，当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在牺牲了几千万人后悲惨失败，不得不进行重新面向普世价值的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宣布了不争论，他的潜台词是在这么一个体制大转轨的非常时期，需要一个明智的权威进行独裁。
那么，现在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已经完成，中国也开始重新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轨道时，非常时期已经结束，政治必须重归常态。执政党必须对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重新加以明确的界定。
薄熙来案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党已经走到十字路口，放在党面前的归根结蒂是两条道路：一是用暴力和欺瞒的方法继续强化党对整个社会的极权统治，由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理念已经彻底崩溃，坚持这条道路必然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警察国家[8]，也就是用赤裸裸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镇压和掠夺人民；另一条道路则是执政党在宪政民主的原则下，重建和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在全新的法理基础上，寻求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从党现有政治素养来看，走第二条道路是艰辛和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它真正地找回失落的理想，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错，在政治哲学上完成全面的自我超越；而走第一条道路对党来说，相对要驾轻就熟得多，而且，用暴力和欺瞒来应对挑战是人性的弱点，符合人的低级本能，这种策略只有在被外部的强力彻底征服之后才会走向终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党只要走第一条道路，就必然会立即在现实政治中遭遇失败，也许恰恰相反，走第一条道路党还能维系一段时间的统治，走第二条道路，一旦无力把握，党的统治很快就会崩溃。怎样用“枪杆子”征服人的肉身，用“笔杆子”征服人的精神，党已经有了90年的丰富经验，而中国人民也有了60年接受和配合党的征服的经验。
古时候，一个长命的王朝能维系200多年，现在，朝鲜的金家王朝也已传了三代，在转变为一个赤裸裸的警察国家之后，党继续维持对中国社会20年，乃至50年的绝对统治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想说的是，一旦中国的政治走上全面维稳的警察国家的道路，不仅仅全体公民的基本尊严将被剥夺，个体人格自主生长的空间将被封死，而且，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将急剧地转向全面和公开的对抗，党不仅需要坚决消灭外部的反对者，而且需要全面肃清党内依旧抱有人道和公义幻想的各种“糊涂的软蛋”，只有通过酷烈的党内斗争和清洗，重新诞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新太阳时，这第一条道路才可能真正地走通。
也就是说，党除非真的能在薄熙来事件的强烈震撼中，觉悟到薄的全部罪错都深深地植根于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党国体制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哲学之中，党的领袖们能由此警醒到，假如继续坚持一党专政，最后他们都无可避免地会堕落成像薄熙来一样的罪犯。从而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宪政民主化改革，只有这样，对薄案的处理才可能真正地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相反，党的领袖假如自欺地认为，薄案只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只是薄个人的“人生观”出了问题，和党国的基本制度和政治哲学毫无关系。只要“政治问题刑事化处理”，用震荡最小的方式包扎好党的伤口，党对整个社会强有力的极权统治就可以像以往一样继续安然无恙地维系下去。
假如党的领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他(X)很快就会惊恐地发现:在他刚刚切割和治疗过的党的机体上，又出现了更为严重和全面的溃烂，在内外交困的危机中，他会变得越来越怀念被他“依法处理”了的薄熙来，变得越来越多地从薄的“唱红打黑”的政治路线中去汲取灵感。他的认为可以通过正派的，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来维系一党专政的自欺的幻觉将被彻底粉碎。
最后，他(X)将不得不承认，假如一定要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守党绝对统治整个社会的魔鬼般的极权权力，只有要么把薄熙来重新请回来，要么在彻底清洗党内形形色色的异己者、动摇者、投降者，包括具有正派的幻觉的自欺者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比薄熙来更加心狠手辣和更加无法无天的强有力的新权威和新核心。
注：
[1]笔者猜测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胡锦涛对薄熙来问题的看法。
[2]邓小平对江泽民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到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邓小平向江泽民交底的话，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这个党国体制的运作逻辑的直截了当的洞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假如你说了不算的话，党国就危险了。
[3]关于什么是“红”的本质内涵，可参见拙作《从《共产党宣言》看“红”的本质和“唱红”的危险性》。
[4]想更详尽地了解新极权主义特征的读者，可参见拙作《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和《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解析》等。
[5]不难想象，假如是邓小平或江泽民当政的话，薄也不会那么卖力地唱红了。不过，应该说除了投机之外，薄对极左政治的那一套确实是一往情深、驾轻就熟。这从他要求报道他的记者熟读毛泽东著作，讲话时脱口而出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中就可以看出来，红卫兵闯将的气质早已深入他的骨髓。
有人感到疑惑的是，毛发动的“文革”迫害了他的父亲，害死了他的母亲，他自己也进了监狱，为什么薄还会热衷于这一套呢？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革”确实给薄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它又以“触及灵魂”的方式塑造了红卫兵一代人的人格特质。对许多红卫兵来说，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文革”经历，除了毛泽东示范的样式之外，他们无法想象可以按别的方式来实现内心最神圣和最具有强度的高峰体验。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灵魂深处的那个红卫兵闯将就会跳将出来，薄熙来是这样，称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豺狼”的张庆黎也是这样。从精神的维度来看，可以说，他们正是“文革”的最深的受害者。
[6]在1997年，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乡镇集体经济的私有化改制中，已经产生过私分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普遍不公，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将其看作是向一个宪政框架下的现代市场体制过渡时，不得不支付的，一次性的代价。谁知真正的宪政化改革迟迟不肯推出，在石油、煤炭等许多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反而用行政和暴力手段吞并私企，搞国进民退。现在又要以反垄断的名义再次私分大型国企。我们看到，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真的要开始沦落为，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抢劫，又以勇于改革的名义分赃的周而复始的掠夺性体系。而执政党本身则开始黑帮化，它不再有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只是一味地通过欺瞒和暴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顺便说一句，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成为了分赃的借口，使现代经济学本身在许多中国民众的心目中蒙上了阴影，成了被人诋毁和厌恶的对象。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积极宣讲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时，更加关注这些规律得以成立的边界条件，同时，要特别警惕它们在当下中国的制度语境中被误用时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现代经济学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受到极左情绪影响的民众重新恢复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信心。
[7]衡量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的透明度，它的承受曝光的能力——“耐光性”，现行政权在新极权主义政治路线下，越来越将权力运作的真实过程掩盖起来，让人民生活在其精心炮制的幻觉之中，试图以此来维持稳定。而其虚假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名实分离，更使其神经质地绝不让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长期屏蔽真实信息和炮制虚假信息的维稳努力，使现行政权变成了一个“耐光性”越来越差的，见不得光的虚弱政权。
[8]我们说，用薄熙来的政治路线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此路不通，不是指他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假如他的政治理念是有道理的，他失败了，还会出现新的代言人。而是指他的极度荒谬的言行背离，导致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彻底破产。我们看到，正是在他“唱红打黑”高扬“爱国主义”的过程中，薄熙来为自己非法攫取了巨额的财富，并将其转移到国外； 当他雷厉风行地强制基层干部下乡和贫困农民同吃同住时，却让自己的家属在西方公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样悖谬的行为，是连“红太阳”毛泽东也不敢做的。
而薄熙来的言行背离又绝不仅仅只是他个人品格的问题，这种悖谬和荒诞深深地植根于执行了30多年名实分离的邓小平路线的整个党国体制之中。薄熙来事件使中国的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认识到，只有引入权力制衡和公开选举的宪政民主化改革，才是治疗权贵资本主义的良药，而想要打造任何形式的极权权力来遏制权贵资本主义，都只可能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
[9]从政法委的不断扩权和日益成为党内具有独立性的权力中心的趋势来看，中国正走在快速地向警察国家蜕变的道路上。但将这一现象仅仅归罪于政法委又是肤浅的，政法委之所以能成为政法委，是党寻求对社会的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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