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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允仁：难啊，对薄熙来的处置会经得起历史检验吗？
来源：新世纪新闻
一
从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人们明显感到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天中加快了自己的脚步。有的学者和报刊社论甚至想到了胡风激情赞颂共产党建国的名句：“时间开始了！”
是的，就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言的，在一个后极权社会中是不存在真正的故事的，一只巨型的权力之手已预先安排好了一切，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遵循 “五年计划”按步就班地“科学发展”着，人们早已预先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欢呼一次什么大会的胜利召开，连统计数据也毫无意外地按照党的意志发展着。
中国，在后邓时代的威权体制下，特别是最近几年急剧地向新极权主义转向后，就开始进入了这样的没有故事的时代。党怀着一种怕被某种外部力量推翻和清算的深刻恐惧，努力地扩展着自己权力的边界，党不断地镇压着社会中一切异己的力量，清除着一切异己的声音，在社会生活的每个最细小的，边缘化的领域都要打上自己权力意志的烙印。
然而，有趣的是，由于不可抗拒的政治规律的作用，正是在党用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维稳经费构建起一支无敌的维稳力量，以“高射炮射蚊子”的压倒优势消灭了所谓的“茉莉花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整肃了非政府组织；用监狱、精神病院和让人失踪的“指定居所”钳制了一切理性和非理性的批评之声后，整个无敌的党国体制却在自己的权力中心发生了裂痕和动荡，恰恰是最高的维稳力量无可避免地自己转变成了这个体制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在整肃、控制了各种自发的社会力量之后，各种社会矛盾自然而然地会聚焦到党内，聚焦到党的权力中心，只能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为整个社会下一步的发展选择方向。而党越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斗争就越是不受任何现存规则的约束，越是激烈和残酷。
王立军事件是执政党自“六四”以来，甚至有可能是自“文革”以来，最重要和最激烈的一次党内斗争的前奏，邓小平通过“六四”镇压和“南巡讲话”建立起来的威权体制正在逐渐走向自己的尽头，这场估计将蔓延相当长时间的斗争最终将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的变革方向。
从王立军事件开始，党精心织布的意识形态的帷幕发生了大面积的破损，大量的不受控制的事实，从帷幕的后面显露出来，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故事”开始了！
目前，不管是十八大前的党内权力斗争，还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的政治路线的博弈，都已聚焦到如何为薄熙来问题定性这个焦点上。是的，由于薄熙来的个性和作风，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已经成为有可能导致现有体制破局的不稳定因素，在立刻终止他现有的政治表演这一点上，党内高层大致形成了共识。
但是，在把薄熙来拿下之后，党立刻发现这次捧上的是一只前所未有的“烫山芋”。在如何处置薄熙来的问题上，党的高层再也无法自然地形成统一的意见，而在党已不再有一个能一锤定音的绝对核心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相当长时间的磋商、博弈和斗争，才可能重新形成统一意志，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在焦虑地等待党快速作出裁断时，等到的却只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
事实上，出现这种局面一点也不奇怪。薄熙来事件之所以使一贯“强有力”的党中央变得如此优柔寡断，是因为在薄熙来以及他所竭力倡导的重庆模式身上，确实汇聚了当下中国党内党外最复杂和最尖锐的价值冲突。
“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在这一听上去如此平稳、正常，并可作多义解释的言说背后，事实上，薄熙来已在党的强制下失去了自由，但在下一步究竟应该如何处置他的问题上，罕见的分歧出现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党这个使用暴力的艺术家，这个得心应手地运用强制力惩戒个体的行家里手，在处罚一个人的时候，会陷入这种前所未有的犹豫和摇摆呢？
因为，党在试图运用强制力来处置这个有着很深的政治渊源和影响力，并且是党中央25分子之一的核心层的成员时，它必须考虑如何向自己的国民交待，如何向整个世界交待，如何向自己的党的上层集团交待？作为唯一一个曾对王薄事件公开表态的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在3月14日答记者问时所作的承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承诺对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一定会“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当时，这番话表面上看只是对王立军事件说的，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他更是针对几个小时后将要发生的，更为棘手的薄熙来事件说的。
人类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会由暴力来解决。我们看到，在丛林状态下，或者在黑帮的内斗中，出手快的就把出手慢的“做掉”了，不需要有什么“交待”和“检验”；在一个纯粹的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内斗争中，也不用为能否“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发愁，因为，极权主义政党的领袖深信自己肩负着伟大的天命，可以不受任何规则约束地使用专政暴力，而且，每一次党内斗争的胜利者都轻松地超越事实来给失败者抹黑，给自己涂上神圣的油彩，“历史”完全是胜利者可以自由创作的作品，所以，在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内斗争中，所需关心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拘手段地追求彻底的胜利。
然而，目前的中共正处在从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向法治国家中的执政党的艰难转型中，在任期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党的领袖使用暴力的方式开始受到习惯和规则的约束，同时，在一个信息时代中，其创作“历史”的自由度也大大地受到限制。
在这种情形下，温家宝作为执政党中最具有学识和历史感的现任领袖，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确实提出了能让人们普遍信服和接受的标准，那就是“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从纯粹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温家宝承诺的意思是：存在着作为普世价值的法理学的原则，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学意义上的事实，在处置薄熙来时，只要尊重事实，遵循法理，那么，在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任何一个人，假如他以中立的立场来理性地考察这一案件时，都会得出结论说，对薄熙来的处置是合乎正义的。
是的，温家宝的承诺，从理论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一正义的承诺真的能实现吗？
二
对薄熙来的处理之所以变得如此艰难，首先是由于重庆事变汇聚了当下中国最复杂和最尖锐的价值冲突。对此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分析：一是从十八大前争夺党的最高层领导权的权力斗争的维度；二是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应朝什么方向变迁的路线斗争的维度；三是当事人的行为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的纯粹法学的维度。
首先，我们从权力斗争的维度来考察一下重庆事变。
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旨在“入常”，这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许，他也确实如传言所说，不无觊觎党的最高领袖位子的野心。但是，假如仅仅如此的话，是否就构成了用暴力来惩戒他的经得起检验的理由呢？
确实，要是用中国传统的绝对君主制下的政治逻辑来衡量，（作者之所以提及它，并不纯粹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萎后，这一逻辑在党的现实政治中，开始了某种程度的悄悄复活。）那么，薄的行为也许已经够得上杀头，甚至灭族。因为，他明显地表现出对现任“君主”的不敬，和对继任“君主”的挑战。在传统中国，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王子即便什么也没做，仅仅因为他有实力对未来的权力核心——皇储构成挑战，就会被老皇帝或顾命大臣除掉，因为绝对君主制下的最高的政治正确就是，不拘手段地维护最高核心的权威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不然整个体制就会崩溃。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套政治逻辑在中国100年前就随着帝制的倒塌而失去了合法性，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中，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以合法途径追求最高权力。因此，仅仅说薄熙来是一个野心家就打倒他，无疑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事实上，作者看到，有许多并不关心（甚至反感）薄熙来推行政策的具体内容的人，仅仅因为他有挑战现有的最高政治权威的勇气，而对他表现出某种钦佩和赞赏。
有人也许会说，薄熙来之所以受到党的处罚，是因为他的追求权力的方式违反了党现有的权力游戏的规则。确实如此，薄的许多行为违反了党的权力游戏的规则和潜规则，因此，他受到党的惩戒并不奇怪。我们在这儿关心的是，党的规则和薄的规则，从纯粹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考察，究竟哪一个（或者，它们各自的哪些方面）更正确，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薄违反党的规则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露了自己 的权力欲，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公开了党的上层的分歧。共产党权力博弈的一贯特点是，一方面权力斗争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而异常酷烈，另一方面根据党的教义，这些终生追逐权力的职业政治家必须表现得对个人权力毫无兴趣，同时，不能向外界表露和自己政敌的任何分歧。因为，只有这样党中央才能显示出不具有任何人性 弱点的神圣性，和不具有任何矛盾的绝对正确性，才能维系住要求他人绝对服从的极权权力的正当性。
可这套极权政治的逻辑，虽然党的寡头们还在竭力维系，但在当下中国一个中立的第三者的观感中，早已千疮百孔，虚伪不堪。和“我自己并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举我当主席，我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的宣示相比，薄熙来不大掩饰自己对权力的追求反倒显得真实和坦率些。“权力”就是政治家的生命，身为政治家无法不追求权力，只是追求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
自从邓小平当政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党的新一代领袖（常委）选拔的惯例，即按照年龄、资历等标准，由党的几个最具权威的寡头磋商和博弈于密室之中。官员想要晋升到最高层的唯一渠道就是设法获得寡头的青睐。于是，想要晋升的官员，除了暗中积极活动之外，在场面上无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
薄熙来也想尽办法去走这条惯常之路，但是，2007年当他被挤到重庆后，意识到仅仅走惯常之路想要“入常”已希望渺茫。于是，他开始独辟蹊径，在时刻强调保持一致，容不得半点个性的党国官场上，竟然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一样，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施政纲领，希望通过自己的政绩和宣传造势，以一种竞争性的姿态，由下而上地攻入“常委会”。
读过新闻专业的薄熙来，很懂得如何宣传和包装自己，他的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使他在国内外传媒上，成为党国体制下最吸引眼球和富有个人魅力的官员。他在中共官场中注入的某些现代性因素，使他的下台获得许多人的同情。我们看到，有些外国观察家说，假如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 是一人一票的话，也许薄熙来就会获得胜利。作者自己的许多学生，特别是一些女学生对薄的下台深感伤心，她们问我：“中国以后的政治又要彻底回到千篇一律的 ‘和XXX保持一致’的平庸、呆板中去了吗？”
薄熙来不按党的现有游戏规则博上位的做法，无疑引起高层的普遍不满，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假如他真是由于这一原因受到处罚的话，那么，无疑是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因为，党国现在选拔自己领袖的这套规则和潜规则，不仅仅不符合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下的合法性的标准，而且也不符合一个正统的列宁主义政党选择领袖的标准。
列宁认为，党的领袖必须是在革命实践中久经考验，得到群众衷心拥护，并且自己直接向历史负责的真正的“雄鹰”。而在现有的选择规则下，除了年龄、资历这些硬框子之外，寡头们总是会选择那些规矩、听话、易掌控、能最安全地保护自己政治利益的代理人。长期来看，经过这样一代一代的选拔，必然使党国的领袖从总体上看，个性越来越呆板；才干越来越平庸；眼界越来越低俗。
有意思的是，按正统的列宁主义的领袖标准来衡量，薄熙来似乎比体制选拔出来的人更像是党的“雄鹰”，而后者更像“家雀”。和同辈的党内竞争者相比，薄似乎经历了更多风浪的考验，更有干劲和政治手腕，最重要的是和他的竞争者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党内高层的密室政治不同，他一手打造的重庆模式以某种方式重建了党和群众的紧密关系，重塑了党的政治基础，他的施政纲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决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矛盾的方案，按照薄设计的道路走下去，看起来党好像能够更加强有力地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
3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反对和破除自由主义》，文中严厉批评：“不听招呼、不守纪律、自以为是，成为今天我们队伍中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这是党内的一个重要派别对薄熙来问题的定性[1]，按照这种定性，将薄熙来当作“自由主义” 来批的话，那么，接下来党就会高喊“和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的口号，大大削减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吏的“自由”。
而自由派学者对重庆事变的看法正好与之相反，吴思认为，假如因为薄熙来个人的问题，导致重庆在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上的探索被迫停止，对以多元的方式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好事；孙立平也不赞成从“削藩”的角度欢呼薄熙来的倒台。
总之，假如以违反党的游戏规则追求更高权力的名义，来剥夺薄熙来自由的话，显然是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相反，党更应该反思自己的由寡头策划于密室之内的选择领袖的方式。近年来，在确立领导职位的任期制和按龄退休制后，中共觉得自己已经解决了干部更替的制度化和有序化的问题。
薄熙来事件的爆发告诉我们，这其实只是一个错觉。政治局委员以下的官员，因为是一级一级由上而下地任命的，基本能有序进行，而恰恰是在党的权力最大的寡头和核心的产生方式上难以解决的麻烦产生了。极权的党国体制要能有效地运行，必须有一个一言九鼎的核心[2]，而这个核心只能在超越任何法律约束的长期酷烈的党内斗争中产生，只有如此他才能使全党彻底臣服于他。
那些认为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在“集体领导”下，可以永远有序地运作下去的人，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是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这个第三代核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江的接班人，正是借助邓小平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巨大政治权威，现有体制这20多年的运行才获得了它的“第一推动力”。而这个动力目前正在被消耗殆尽，在第三代核心退休和衰老之后，真正的第四代核心始终没有形成。
既否定宪政民主（即按照法定程序，通过选举来确立权威），又没有一个核心的寡头统治，从历史经验来看，最难以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最不稳定的政体。从这次事件的发生来看，假如连像薄熙来这样的在体制内经过多年历练，显现出过人的才干，并且拥有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的政治局委员，都没有机会公平、公开地去竞争常委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为13亿人民选择未来统治者的这个圈子是多么小，整个过程又是多么地密不透风。假如这个选择过程连党的高层成员自己都不认同的话，那又如何能使人民普遍地信服，又如何能确立起真正的政治权威。
目前，在王薄事件后的权力博弈中，进攻的一方希望进一步快速扩大战果，防守的一方则运用围棋的腾挪战术，将令政敌畏惧的薄熙来当作一颗颇具价值的弃子，用以交换对自己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这样的游戏在每一届党代会前都曾有过。这次的不同 在于由于争斗的部分失控，使党国这条船发生了更剧烈的颠簸。
敏感的观察家们不难发现，现有体制在逐渐耗尽邓小平剩余的政治权威之后，正不可避免地在进入一个动荡期。从逻辑上说，这个动荡期会以二种可能的方式终结，要么，通过酷烈的党内斗争诞生出一个真正的新核心，要么进行宪政民主导向的改革或 者革命，最后通过选举来确立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新权威。
三
其次，从路线斗争的视角考察重庆事变。
和陈希同、陈良宇不同，在薄熙来事件中，除了权力斗争之外，还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成分。
薄熙来一到重庆之后，就竖起了毛像，发动了旨在对市民进行精神控制的“诵读传唱”活动，以及运动式打黑，喊出了吸引底层民众的“分蛋糕”和“共富”的口号。薄熙来极其罕见地以地方诸侯的身份，提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政治路线。这条现在已被称作“重庆模式”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固然是薄希望用来“入常”的敲门砖，但另一方面也是他用来解决当下的政治经济矛盾的真实的手段和方法。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真的是要回归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吗？对此，最热烈地拥护他的“乌有之乡”的毛派和最坚决地反对他的自由派人士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薄熙来自己宣称“唱红”并非要回到“文革”，同时，也有许多为薄辩护的人说，薄在引进外资等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上做得很不错，他并非真的想回到毛时代，“唱红”不过是一种宣示自己政治正确的外包装罢了。
薄熙来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拯救全人类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薄并不相信他天天要别人唱的“红”[3]，不然，也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了。但是，认真研读过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史料的人，就会发现毛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远不像当时的其他人这么狂热和虔 诚。共产主义在毛看来是一个可以快速地搅动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用它作为旗帜可以召唤无数人的忘我投入，用它作为理由可以打造一个绝对听命于自己的政党，和一支受钢铁般纪律约束的军队。
在狂飙突进的极权主义运动中，倡导它的领袖和积极参与的群众对其意识形态总是有着不同的内在态度。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薄熙来真正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神髓。毛泽东是用什么方式来构建极权体制和自己的极权权力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在用一个神圣的理由将人们聚集起来的同时，再用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笼罩在自己的每一个追随者和自己统治地区的每一个人身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种一般的恐惧，而必须是让每个人都真切地感到自己随时可能横死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中，对权力的驯服和崇拜将油然而生。
如何以自然、合理，最好是神圣的理由来打造这种普遍的恐惧，构成了极权艺术的关键之所在。从打AB团，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利用的是人们在阶级之间进行生死决战时，对内部隐藏的敌人的仇恨，来一遍又一遍地以我划线进行队伍的清洗。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但他故意让恐怖之风蔓延，当有人说，延安整风整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时，毛纠正道，是整了百分之百。正是在将恐惧笼罩到每个人头上时，红太阳升起来了。
薄熙来深谙此道，他通过“唱红”和“分蛋糕”将人们的革命情绪调动起来之后，通过打黑和反腐，将所有的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都笼罩在灭顶的恐惧之中。在当下中国，由于有权者的普遍的腐败和受贿；警察的普遍的滥用暴力；经营者的普遍的行贿、偷税和涉黑。由于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普遍处在非法生存的状态，当薄熙来用现有的刑法使他们处在普遍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中时，他制造恐怖的理由与毛泽东的“抓特务”相比，甚至显得更加合法，更加合乎事实。当薄熙来通过以我划线的有选择的打黑和反腐，用暴力对财富进行了大面积的再分配，对整个干部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之后，一轮朝阳就开始在重庆上空冉冉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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