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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中国和海外的媒体/互联网被波涛汹涌的“薄潮”淹没。随着“薄潮”渐退特别是薄被判无期徒刑,中国政府发动的新一轮网上禁言运动,尤其是最近一波对许志永、王功权和贺卫方等人的刑拘或人身控制,成为海外媒体广泛报道和中国民间普遍关注的事件。其实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加强对网上各类不利于政府、不利于“稳定”的言论的压制,网上异议人士的处境日益艰难。今年初,台湾艺人伊能静在网上发表支持《南方周末》、反对审查制度的博文,其博客随即遭到封杀。今年五月,中国著名作家和网上异议人士慕容雪村拥有四百万粉丝的微博,在没有任何解释下一夜之间消失,他在其它几个社交网站上的个人资料也被删除干净。拥有五千一百万粉丝的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只因质问中国政府出资的搜索引擎也惹怒政府。所以,最近这波网络封杀直至逮捕“网络造谣者、煽动者”的运动,只是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习近平“八‧一九”讲话、故意做得广为人知而已。 杀鸡儆猴,过犹不及 “网上大V薛蛮子”因“嫖妓”一时成为中国的风云人物,他的戏剧性遭遇足以管窥新一轮网上禁言运动的实质。连半官方的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发表微博称: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通过抓嫖娼“整”“网上大V薛蛮子”。胡并称:通过性丑闻、偷税漏税等“整”政治对手,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笔者认为:西方民主政府藉“嫖妓门”打击“维基百科”的创始人阿桑奇,只是万不得已或曰黔驴技穷下的“杀鸡”之举,并无“儆猴”之意。但在中国,这种整人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杀鸡”完全是为了“儆猴”。 看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对薛蛮子“嫖妓”的报道即可一窥端倪。该报道长达三分钟,已达到“国家领导人”的级别,这在官本位、政治本位的中国不同凡响,其背后隐藏的政治含义不言而喻。“薛蛮子”拥有多重身份──投资人、美籍华人、红二代、微博打拐发起人等;多个名字──本名薛必群,护照上是查尔斯‧薛,但这些央视通通弃而不用,偏偏用“网上大V薛蛮子”来代表他。“薛蛮子”一词既上不了台面,也不见于任何证件的笔名和化名,“大V”听上去也与“投资人、美籍华人、红二代”这些响当当的身份相差甚远。 更有意思的是:薛蛮子在拘留所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央视和他均闭口不谈其嫖妓之事,只由他大谈网络的管理、大讲“网络的社会责任”,谴责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微博名人。呜呼!央视特意借“嫖妓门”打击拥有超过一千二百多万微博“粉丝”的“大V薛蛮子”,进而警告其他人的“央视之心”昭然若揭。 笔者认为,对确实散布“网络谣言”、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者固然应该付诸法律手段,但中国最新一轮“网络禁言”,以不称为运动的方式进行“杀鸡儆猴”运动;公安抓捕这些“网络谣言的制造者”践踏了基本人权,造成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这些才是应该被大力挞伐之处。 笔者还认为,既然在中国微博反腐、情妇反腐的效果十倍百倍于纪委反腐,许多大案要案最初就是在微博上举报揭发的,中国政府就不应如此大张旗鼓地、运动式地严厉打击“网上谣言”,这样做基本杜绝了舆论监督和在网上揭发贪腐的可能性,贪官污吏们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相信网民的智慧 自从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出现后,在中国由官办报纸和电视一统资讯和舆论天下的时代就彻底结束了。特别是在今天,网上由“民间”传播消息和讨论各种问题的平台已从论坛、聊天室、社交网站逐步扩展/进化到YouTube、推特、微信等。借助于这些最先进最及时的信息传播模式,某地一个事件发生后,不到几分钟就能传遍全球。政府怎么去时时处处防堵?即使政府劳民伤财地用强力、暴力唬得住一时,它能唬得住一世吗? 诚然,由于网络“民间新闻”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现象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没有国家可以幸免。但笔者认为,既然网络“民间新闻”是不可阻挡的新闻发展潮流,政府就不能因噎废食,以“净网”、“禁网”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笔者相信网民的智慧和判断力,对各种谣言的免疫力会随着网络的发展同步成长。如广州越秀区警方八月三十日通报,广州一网民张某在网上虚构信息、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七日。其实,这种拿不出任何证据的信息没几个网民会相信,政府根本无需担心和介入辟谣。 牛头不对马嘴的配合 八月二十六日,《新华网》发表的一条消息证实:中宣部等单位曾联合发文,决定从今年六月到明年一月,对全国约三十万零七千名新闻从业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培训,这是与新一轮打压网络异议人士相配合的加强舆论控制的另一措施。极具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恰恰是打击这些措施的决策者的棍子。 有网民引用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一文中的著名质问来反驳中共新一轮的舆论控制:“你们赞美大自然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上海一位传播学者也对此发表回应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一、反对新闻审查,鼓励出版自由;二、反对政府垄断思想,鼓励多元声音;三、一切统一思想的行动和法规都是反动的。” 笔者衷心希望,中宣部不要重蹈百多年前普鲁士新闻检查机构和纳粹德国由戈培尔领导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旧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