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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新华社报道万里一行将提前回国。广大学生和市民举行环城大游行，口号有：“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
25日，我到首都机场接万里一行的专机，接到顾明等代表团全体成员，却唯独不见万里，他被留在上海。两天后，我随顾明到机场接到万里，其秘书孟晓苏向大家解释说：“万里在上海逗留是‘正常’的。”
27日，顾明问：“听说香港报载有委员建议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我也在其中”。我告知事出有因，但未签名。顾明要我查实。我打电话给曹思源，他立即赶来中南海向顾明解释：“港报上确有顾明联署，是差误而道歉。”
图1989年5月26日香港文汇报头版《万里滞沪传因须治病，人大常委会议难召开》
5月30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华社报道《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声明》全文如下：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载，有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呼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5月26日《澳门日报》登载同样的消息。这两个报纸上登载的签名中，都有高登榜、王厚德、顾明、宋汝棼的名字。我们四个人从未见过这个签名信（当时顾明正在国外），根本没有在这上面签过名。这种盗用我们姓名的做法，是对我们的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严重时刻，编造谎言，混淆视听，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别有用心。
在5 月25日之前，曾经有“四通研究所”的人打电话给王厚德和宋汝棼，说是受某某委员的委托，希望在一封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的信上签名，王厚德和宋汝棼均未表示同意。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常委会委员签名，他们要插手？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没有得到同意之后，竟然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编造假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查清，追究其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高登榜、顾明、王厚德、宋汝棼
1989年5月30日
另有李琦、刘大年两位委员发表声明被“盗用名义”，要求追究法律责任。
5月31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头版刊载《胡绩伟郑重声明——详述动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经过和看法》。胡绩伟指出：“1，签名信的内容，只是要求立即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其中并无要求罢免李鹏总理的话。2，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无论本人要求，或者联络其他委员签名共同要求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都是履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神圣职责。我仍然认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紧急关头，召开紧急会议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3，我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来代为广泛征求各位委员的意见，是完全正当的。他们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我衷心感谢。4，国内报纸不刊登我们几十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签名信，我很难理解。如果大道畅通，如实刊登，就可避免小道传播，以讹传讹……”
图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胡绩伟郑重声明——详述动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经过和看法》等报道。
当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刊载《有关六名人大常委“辟谣”本报特作四点说明》，由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详述征集各位委员签名的经过而指出：“除顾明，其他委员的签名或表态支持确有其事。”报社编辑按这四位委员的姓名作打油词。我只记得：“顾明不明”，“厚德不德”。还刊载了刘大年（历史学家）、秦川（原人民日报总编）、林丽蕴、平措望杰、王同生五位委员的签名真迹。报纸配发《编者按》指出：“作为人民代表，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倒打一耙。某委员是历史学家，应有史德，不能任意拿捏历史。”
  
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左图，《六名人大常委“辟谣”本报特作四点说明》；中图，秦川（原人民日报总编）、林丽蕴、平措望杰、王同生、刘大年（历史学家）委员签名真迹；右图，《就六常委否认事，澳门日报作说明》。
胡绩伟挨整被罢官
6月3日晚上10时，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从四面强行挺进天安门广场，沿途成百上千位学生和市民被枪杀。
三天后，曹思源之妻告急求救：“曹思源、李曙光和其助手李女士等三人在6月3日早上失踪，万分焦急。”我向北京市公安局的老同学打听，得知他被抽调秦城监狱负责预审被捕的曹思源等“反革命暴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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