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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习近平总书记的万言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习近平总书记尊鉴：
值贵党十八届三中全会行将召开之际，给您写这封公开信，一则预祝全会圆满成功，二则坦诚地交代一个共和国公民对时局的困惑和忧虑。
记得十八大闭幕之际，作为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您的沉稳、敦厚、亲切、朴实、坦诚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您深圳行表明的坚定的改革态度、您关于“将权力放进笼子里”等反腐败的一系列讲话、您关于“宪法的权威在落实”等法治主张，都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拥护，国人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充满期待，充满信心，世界也向中国投来友好的目光。
但是，近一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动向，却令国人陷入深深的困惑。改革的坚定态度和意识形态的严厉要求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似乎南辕北辙，令人无所适从，甚至深感忧虑。故给总书记写信，希望总书记解疑释惑。
困惑一，关于“道路论”
总书记先生在十八大召开两个月后，提出了著名的“道路论”，您指出道路问题最重要，强调不能割裂改革前时期和改革后时期，认为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实践，既不能以改革后时期否定改革前时期，也不能以改革前时期否定改革后时期。
您的“道路论”是一个多年未见的新提法，值得高度关注。
记得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也最重视＂道路＂，例如谈到文革，他斩钉截铁地要求：“这次运动，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充满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那么请问总书记先生，毛主席提出的“道路论”和您提出的“道路论”是什么关系？您提出的“道路论”当然绝不会是对毛主席这个“道路论”的继承，那样就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违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就颠覆了改革。但按照您论证“道路论”时提出的“两个时期不能否定”，您的“道路论”却必须继承毛的“道路论”，这未免令人大惑不解，无所适从。
按照“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是否不能用改革来否定文革？不能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能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否定批猫论？不能以发展民营经济来否定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以科学发展观来否定大跃进？不能以家庭联产承包来否定人民公社？不能以不争论来否定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否定九大？
按照“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是否反胡风、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彭德怀、抓习仲勋、直到文化大革命反彭陆罗杨、反刘邓陶……即便上亿人惨死、即便知识精英被扫地以尽，即便几乎所有和毛出生入死的战友全都被关被整被杀害，即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即便出现封建法西斯恐怖专制，也都不能否定，因为那都是社会主义实践，本质上都是好的？
学习总书记“道路论”还有一个困惑要请教：
如果道路论成立，如果不能以改革后否定改革前，那么，怎样理解邓公讲的“积重难返”？怎样理解邓公的“拨乱反正”？改革究竟是改什么？
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个人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指教。
我认为，从一个人到一个党，自我否定没有那么可怕。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就是在自我否定中走向胜利。想当年遵义会议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地进行自我否定，从根本上扭转左倾冒险主义那一套做法，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文革末期，也正是由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地进行自我否定，放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走出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机，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相反，如果一味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甚至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文革十年浩劫这样的大灾难、可怕错误都以“动机是好的”加以掩饰、曲为之辩，只能使党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实，中国共产党只要领导人民坚定地全方位地推进改革，朝着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繁荣的目标前行，党的执政地位就坚不可摧，似乎没有必要用“道路论”“两个时期论”等意识形态论证来强化党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执政地位。
困惑二，关于宪政讨论
关于宪政的讨论，是学术界首先是法学界为落实中央建设法治国家的号召，深入开展的学术讨论和政改探索，这个讨论和探索发扬思想解放的精神，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从法理层面和政治结构层面揭示了建设法治国家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至少值得参考的意见，是十分正常、应该鼓励的学术讨论和政治建议。讨论的参与者以富于建设性的态度、充满诚意的合作精神提出依据宪法治国，落实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依宪法精神设计国家法治体系、政治模式等等，完全符合十八大强调法治的根本精神。但这样一些充满善意的温和的法治建议和政治主张，却遭到强烈地反弹和批判。一段时间以来，几家主要党媒连篇累牍地攻击宪政讨论，给其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有的文章甚至一上来就将关于宪政的不同看法上升为政治斗争，断言“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甚至称“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让人立刻想起文革大批判最热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时，多家核心党媒却倒行逆施，对宪政讨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围攻，令人大惑不解。
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个人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指教。
对宪政讨论进行政治批判的人以为给宪政贴上资本主义标签就判了宪政死刑，就剥夺了宪政主张的政治合法性。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也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全部合理遗产，包括它在制度建设、依法治国方面的历史经验。如果一种思想、模式、体制、系统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与其不共戴天，那么现代市场经济也产生于资本主义，我们还搞不搞市场经济？从宪政自身的理论逻辑和政治性质看，根本没有理由说宪政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是近代以来人类通过数百年政治实践形成的政治文明成果，精髓是立法依据公民意志、宪法至上、依法治国、法律之上无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很多法学家、政治学家及其他学者反复明确指出，宪政就是依宪法执政。当代中国讲宪政的政治出处来自胡锦涛先生，胡当年明确指出“依宪执政”，也就是“宪政”。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并强调中国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习总书记更明确要求维护宪法权威，并强调指出宪法的权威在落实，都是要求依宪法执政，都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意，反宪政论者反对的实际上是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直接颠覆十八大精神，最粗暴地公然否定建设法治国家的文明诉求。
宪政其实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底线，给这个底线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是将社会主义妖魔化。只有资本主义才讲宪法？才讲法治？才讲依宪法执政，也就是讲宪政？社会主义就不讲宪法？不讲法治？不讲依宪法执政，不讲宪政？那么社会主义怎样治国，像毛泽东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社会主义既然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落实宪政，反宪政论者却操起陈腐不堪的阶级斗争论拼命将宪政概念妖魔化，完全丧失理智地反宪政，制造混乱，意欲何为？
初通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最迟从清末新政开始，就已发动了宪政实验，从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强的现代国家。回首当年，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条条都讲宪政，＜新华日报＞对国民党专制的抨击，条条都依据宪政。如今社会主义的中国却要反宪政，这不是要倒退到慈禧太后之前吗？这不是陷社会主义于不义吗？谁在诋毁和糟蹋社会主义，难道不正是反宪政论者吗？
困惑三，关于普世价值
同样受到大规模政治批判的，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探讨和提倡。已经有甘肃省委书记公开表示拒绝普世价值，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指责宪政民主普世价值都是美丽谎言，《环球时报》主编则揣测说主张普世价值背后有政治动机，还有所谓“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等等。这样一些表态显然具有高层背景，因此格外引起关注。
什么是普世价值？不外乎是人类应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普世价值的形成，有来自于人类数千年社会生活形成的价值认同，有来自于当代世界文明的价值共识。前者如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的金律“己所欲，施与人”，这些话都刻在联合国总部大厅的墙壁山，昭示着人类应共同尊奉的行为准则。后者如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繁荣等，均为当代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这些价值诉求）。不言而喻，普世价值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付出无可估量的代价形成的共识。
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追求普世价值本来十分正当、十分自然、十分必要。普世价值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共生共荣的基本前提，全球化自身恰好就正是一种普世价值。习总书记在美国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生动表述。记得您在与奥巴马会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没有普世价值，焉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没有共同追求，夫妻间也要同床异梦呀！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主动积极投入全球化的时代，对普世价值的激烈批判同样令人大惑不解。
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个人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指教。
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往往出于这样一个理由：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对我们搞渗透的口号，不过是和平演变的阴谋。这是过去我们与西方社会长期冷战所形成的一个有历史原因的理由。但时代已经发生巨变，冷战体系早已瓦解，特别是我们国家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可以拥有起码的自信，十八大不是讲了那么多自信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么自信，就没有必要再十分紧张地防渗透反和平演变。我们完全拥有能力和胸襟面对世界、投入世界，同时又维护我们的国家权益，包括我们的价值观。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包括意识形态准则，在在体现着普世价值的诉求。国内有些人，刚开完北京奥运就攻击普世价值。北京奥运的口号是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不是普世价值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不正是一种普世价值吗？过去我们经常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正是普世价值和具体国情的结合吗？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这个普世价值，怎么能一提到普世价值就视若洪水猛兽呢？
当然，讨论普世价值，不能忘记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讲国情也好，讲特色也好，恰好是为了更好地推行落实普世价值，而不应是对抗排斥普世价值。就是说，我们对普世价值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但不应简单粗暴地否定拒绝普世价值。
总之，正确的态度不是反对抵制普世价值，而是为推进普世价值的实现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例如中华传统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建构就可以做出很多贡献。初步梳理一下，至少以下六种文化取向，可以为未来人类文化的培育、为普世价值的发展提供思路、启示、资源和模式：
1 包容的（对异质文化采取包容态度）
2 人间的（对宗教世界采取人间态度）
3 共赢的（对人际社会采取共赢态度）
4 中庸的（对思想实践采取中庸态度）
5 亲和的（对自然万物采取亲和态度）
6 大同的（对人类未来采取乐观态度）
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崇奉的文明价值，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诉求。特别在全球化时代，普世价值的认同对于各民族国家和谐相处无疑是一个文化前提。一般地绝对地拒绝和批判普世价值，恐怕要陷中华民族于不义之地。
困惑四、关于意识形态政策
一段时间以来，意识形态政策出现了高度紧张的动向。各方面大员纷纷公开表态，语词严厉，充满火药味。省委书记、教育部长、新华社长、31个省委宣传部长、主要党媒均明确提出要开展“舆论斗争”，要“捍卫阵地”，要“亮剑”，更有《解放军报》呼喊打“上甘岭战役”，甚至国家武装力量的代表、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先生也公开表态军队要介入思想文化领域，要打击网络上的“敌对势力”。
“舆论斗争”已经成了意识形态工作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亮剑”“上甘岭”居然成了意识形态管理的手段。这样一些言论，都打着落实总书记819讲话的旗帜，其实和总书记公开发表的819讲话的基调完全不同。
在一个和平年代，在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流的社会氛围中，在中央政治局发出“思想解放无止境”的呼吁中，如此剑拔弩张地对待思想舆论，面对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又是亮剑，又是上甘岭，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个人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指教。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目下这种用“武器的批判”来对待“批判的武器”的做法，真的能解决思想舆论问题吗？
就迄今为止各路大员发表的公开言论来看，根本就无法解决思想舆论领域的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空前地制造了社会紧张。
例如教育部长袁贵仁先生要求高校遵守马克思主义，称高校是意识形态阵地，要捍卫阵地。但是这个表态无法解决人们心中对中国教育问题长期存在的疑虑，例如无法面对“钱学森之问”：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六十多年了，我们哪一天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为什么就是出不了大师？六十多年没有出一个大师，这难道不是中国教育非常值得总结的教训？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而出不了大师？
党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必须坚守的意识形态准则，但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准则和学术的思想流派是不是应该有所区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流派，学者遵循什么指导思想、认同什么思想流派进行学术研究应有绝对自由，不能因为非马克思主义就扣上谬误甚至反动的政治帽子。别的领域我不熟悉，仅拿人文学科领域来说，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胡适，熊十力、牟宗三，这些现代史上的学术大师都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哪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比他们成就大？冯友兰、朱光潜等解放后确乎服膺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学术辉煌时期恰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在当代中国，真正创造性地接受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大师只有一位李泽厚，但他却受到奉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管理部门的百般刁难，无理打压，粗暴批判。
高校除了是意识形态阵地，还应是教育科研机构吧？请问世界上有一种教育科研必须遵守某种主义吗？那是中世纪的信仰呢，还是现代教育和科学研究？是遵守一种主义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呢，还是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这个问题需要作出解释，不是简单地捍卫就能解决的。
再如对待思想舆论问题，国家武装力量的代表和媒体出面采取军事斗争姿态是否合适？
军队系统关注网络，应集中于网络间谍问题、军事情报安全问题，但却对网络思想舆论问题大发议论，甚至发出严厉威胁。网络思想舆论问题说到底是网络上的笔杆子问题，枪杆子对笔杆子发出威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用枪杆子来对付笔杆子，是现代文明社会最不可取的行径。宣传部门够强大了，实在不自信还有警察和安全部门，军队是否以不掺乎为好？军报甚至军委领导直接对网络声色俱厉地威胁，太不利于军队形象了！
再如所谓“亮剑”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是动用国家机器暴力打压，封锁言路。但这样做如何面对历史经常发出的拷问：镣铐可以锁住肉体，能够锁住思想吗？取缔可以封住嘴巴，能够封住心灵吗？记得总书记号召学习国史和党史。国史上子产不毁乡校千古传为美谈，周厉王弭谤、秦始皇焚书坑儒、清朝康雍乾文字狱则遭到千古唾骂，就连孔老夫子这位大圣人，因以言之罪杀害了少正卯，也给自己留下永远抹不掉的污点。改革三十多年的今天，21世纪的今天，理应拥有子产的胸襟，无需再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如果再用国家暴力强硬镇压言论思想自由，历史将如何记录呢？
困惑五、关于网络批评
“舆论斗争”锋芒所向，主要是网络舆论。为什么网络舆论成了主要的斗争目标呢？原因应该是网络的批评言论、网络较之其他媒体拥有的相对大一些的自由度。例如《北京日报》就指责网络媒体热衷负面，把中国说得一团漆黑，新华社称不能指望网络说共产党的好话，《人民日报》则说泱泱大国不能看网络脸色行事，国防部的一位将军甚至说网络媒体成了和平演变的工具。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如何对待网络批评或者说网络的言论自由，对贵党的执政确乎是个严峻的考验。
我注意到，总书记先生关于思想宣传工作的819讲话明确强调要正面宣传为主。这个要求当然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正面的形象和事迹对于鼓舞人心、提振民气、稳定政权十分重要。但是我也同样注意到，总书记先生在一次党校讲话中引了《古文辑要》中的一个故事：裴矩在隋为官拍隋炀帝马屁，入唐为官则敢和唐太宗争论，司马光就此评论云：“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
我还同样注意到，总书记先生今年2月6日下午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公开指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
怎样把握正面宣传和负面报道的关系，怎样把握肯定成就和指出问题的关系，怎样把握歌功颂德和尖锐批评的关系，已经成了思想宣传领域亟待厘清的问题。贵党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说法，往往令人大惑不解。
回顾一下贵党建国以来的思想宣传工作历史，不能不正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一直是一种密不透风的正面宣传，民间舆论空间为零。文革都十年浩劫了，不还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风景这边独好吗？在那个时代，哪一天不是贵党怎么说，百姓就必须跟着怎么动？贵党说反右，百姓就跟着喊反右，所谓“工人阶级说了话”；贵党说大跃进，百姓就跟着砸锅砍树“大炼钢铁”，唱“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贵党说人民公社好，百姓就跟着唱“人民公社是金桥”；贵党说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百姓就跟着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空间有所松动，但贵党一直没有放松思想舆论工作的管理。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数次运动严厉整肃了批评言论和不同政见。从党的历史错误到现实问题，均在禁言之列。总书记先生一定十分清楚，建国以来，历次大小运动且不论运动自身的对错，都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问题，三反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一直到文革，无数无辜百姓甚至毫无瓜葛者均被牵连，轻则大好年华甚至一辈子被葬送，重则家破人亡（其中也包括令尊受到的长期无端迫害）。贵党不仅从来没有向被伤害者道一声歉，反而要求被伤害者、要求民众不断地唱赞歌，总之，只能“正面宣传”。直到今天，所有主要媒体仍在贵党严密掌控之下，每天按照贵党宣传机构的指示正面宣传，即便腐败已非常严重，以至于贵党都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告，但是主流媒体的宣传却一概是贪官微乎其微，我们党有决心反腐败，至于贵党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贪官，贵党是否应为党内不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承担责任、是否应为腐败承担责任，却一直讳莫如深。哪一家党刊曾就严重的腐败问题哪怕做过一次“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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