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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渡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的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决非是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纵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姐姐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与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于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1]。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两百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尤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它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页24）。
上岸的人登记用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的。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2]。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一般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其原因用王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2，28」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外省人则不一样，他们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作者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页244）。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页112）。
可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后，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页432-33）。
二、「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页158）。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的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教训，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是「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页157）。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那完全是「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被抓人员被特务引导，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页36），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页37）。
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等等，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项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页306），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着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5]。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页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页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页335）。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页307）。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19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老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6]。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翁元：页224）。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履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翁元：页218）。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15年。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数据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页258）。「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的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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