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庆生从一个矢志不移、誓报杀母之仇的“天棒”,慢慢经受着岁月和文明的磨洗。他渐渐意识到复仇是一种狭隘之举。化解这份仇恨,他差不多用了20年的时间。再后来,席庆生完全放弃了对凶手的追查,对对方的去向也不感兴趣了。席庆生说:“我们也曾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残酷无情地对待过我们的老师和那些异议分子,也做过今天看来完全应该道歉的事情,现在看来,那些行为一样都很无耻。”后来,他开始参与保卫红卫兵墓园的民间活动,开始收集和研究文革资料。如今,席庆生和王康一起,拍摄一些体现城市历史的纪录片,希望忠实记录和挖掘重庆的历史。
雷午生在文革后受到了审查,他曾经热切地参与运动,并且认为那场运动是党真正希望贴近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和社会等级现象的一场革命,但是在成为俘虏被残酷虐待后,这种憧憬完全破灭了。他后来成为重庆最早的一批下海者,引进了重庆第一条录音机生产线,给父亲投资开了一家雷氏烧鸡(还评上了中华名小吃)。精明的他,如今打理着一家生产绿色能源的公司。
郑志胜一辈子生活在小心谨慎中。文革武斗前他一直穿着朴素,勤奋好学。自从负案在身后,他无心学习,穿着阔气,骑一辆自行车在沙坪坝混社会。文革结束不久,他自愿分配到克拉玛依油田工作。不久,两个来自重庆的政府工作人员出现在他面前,将他带回重庆。他在看守所关了10年,最后的罪名是在武斗中枪杀了6条人命,被判入狱13年。此事仍然具有争议,郑志胜只承认参与枪杀了两个俘虏,而文革研究者何蜀也倾向于认为,郑志胜被冤枉了。
现在,郑志胜在同学的一家公司做事,以生活简朴、热心公益闻名,曾被当地报纸称为“重庆好人”。
当年重庆武斗两大派的风云人物——“8.15”的头头周家渝和“反到底”的头头黄廉——后来境遇不佳。我短暂拜访了两人,他们都强烈抱怨命运的不公。两人在文革后分别被判刑15年和18年。黄廉现在栖身养老院,为半身不遂所困,他至今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周家渝曾经三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与周恩来十几次商谈工作,后来官至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如今却为了“争取文革老人权益”不断上访。他抱怨说:“是中共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何到头来党没有受到惩罚,受到惩罚的是我们这些学生?”
历史总有惊人近似之处。在这座不甘平庸的城市,伟大领袖“运动每隔几年就来一次”的声音犹在耳际。40多年后,喧嚣多时的唱红打黑也画上了休止符。草木深深,叵测迷途,那墓园在我身后缓缓关闭,唯有一抹残阳在黄桷树枝头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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