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这次“全面改革”的主体？这是我需要弄明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决定改革好、坏、成、败的关键。

12世纪王安石的改革已被证明是个悲剧。他是好人，忠君爱民……。他一心维护宋王朝的稳定，他善良地认为老百姓自然而然会得到红利。他亲自作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谁是改革者？王安石。谁是被改革者？腐败的官吏。谁是改革的得利者？应该是老百姓。但事与愿违：老百姓在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利，而且不胜其苦；被改革的官吏在改革中发现和创造了腐败的新大陆；王安石最后不得不下野。

失败的原因是“歪嘴和尚”（腐败的官吏）把改革的“真经”念“歪”了。王安石知道有“歪嘴和尚”吗？知道，但除开旧的反对改革的“歪嘴和尚”，还有新的正在积极参与改革的“歪嘴和尚”，王安石能有什么办法！老百姓知道吗？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反正按照顶层设计，老百姓没有能动性，只有安分守己服从领导的被动性，无权反映真相，无权提出诉求，无权揭露和罢免“歪嘴和尚”，无权影响改革进程。这是九百年以前的渔樵閒话。它会在现实的中国重演吗？

三中全会决定有关“市场”的内容，确实存在着“人”。按照《决定》，“人”在这个市场体系中，将是自主的和自由的，将有权自主经营和公平竞争，有权自由选择和自主消费，有权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这在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眼里，无疑是可怕的资本主义；但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这才是他们所梦想的“自由人”在经济上的“联合体”。

于是我进一步读《决定》的其他部份——政治、军事、反腐、文化、信息、舆论、网络、“社会治理”。“人”渐渐淡出，“党”的地位和作用相应强化。我大概读懂了：这次全面改革的主体，虽然在纸上谈兵的沙盘上已经在第（60）条中被规定为“人民”，但在生活中很可能会落实为中共各级组织和大大小小的干部。按照斯大林，特殊材料的制成品将会自觉自愿拿起手术刀，割掉自己的肉瘤。

“如果不依靠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岂不天下大乱？”要是撇开现存的机构，岂不变成“另起炉灶”？岂不成了“造反”而不再是“改革”了？

这是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困于这个难题的人，大概不太了解“主人”和“公仆”的区别。“主人”和“公仆”不一样。“主人”可以不动手，但必须动口，必须明确表达作为主人的喜怒哀乐。“公仆”可以不动口，但必须动手，必须努力实现主人的嘱咐。因此，考察谁是全面改革的主体，主要的标志应该看舆论权属于谁，即改革的话语权属于谁。

《决定》第（38）条创造性地提出了“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和“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这种新创造的名词，照例无人能解。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权威的解释大概属于刘云山，作为《决定》起草小组的副组长之一，他说：共产党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因此可知，“舆论导向”也许不是民导，更可能是党导。同样，“话语权”大概不是民权，更可能是党权。这是最值得人们深思的。如果刘云山解释错了，希望他作自我批评。如果他的解释代表了天经地义，那就应该明确公示：舆论和网络收归党有，是党的领地；平民的权利是听话。五官之中，有耳朵就够了，眼睛嘴巴都很危险，必须自愿上缴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