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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逼自己背叛当时的记忆与真相
日期:12/10/2013 来源:大事件 作者:梅四海

事件》編譯  梅四海

天安門事件同一年11月,屹立28年──象徵共產、民主二元對立──的柏林圍牆(Berlin Wall)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拆除;兩年後,雄霸世界69年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簡稱CCCP,蘇聯)也土崩瓦解。
那波民主浪潮退卻許年後,大一統的德國奮戰多年,總算走出死氣沉沉的計劃經濟泥淖,但多數德東民眾至今不甘遭併吞;前蘇聯員國陸續宣布獨立,勉強推行西式民主後,東歐人卻訝然發現,國仍由當權分子以冷戰時期建構的秘密警察系統控制著,伺機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與家財產。
最先發起民主運動的北京知識分子,幾乎遭剿滅、驅逐殆盡,當年被指為藏汙納垢的北京政權,霸氣卻不減增。國頑強對抗世人多年指責,如今趁著全球融危機,成功改頭換面變身世界經濟引擎,不免給世人一種錯覺,屠殺人民這種維穩投資,“投資報酬率”實在不錯。
如今中國挾金錢攻勢,對全世界大力放送“中國式社會主義”,在北京描繪的烏托邦裡,中國大政府瞻遠矚、無所不能,人民與友邦皆應以盲目信仰應對之。若中國政府不想討論“六四事件”,無法放棄中國貿易機會的國家與媒體,當然不該錯誤態。

朋友就別提六四

以號稱“民主楷模”的國為例,6月初中國國家主習近平,破天荒在訪問美行程之後,安排短暫赴美度假訪問,美國媒體或為了表達好客之意,相當自制地少提“六四”。美國《時代》雜誌(Time)6月7日上架的“中國特刊”未多提,美聯社(AP)、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等指標媒體,近期對於六四議題,僅止於簡單報導香港的紀念活動,其他媒體多以照片特輯簡約紀念。六四事件與死難者的真相,顯得遙遠而無關緊要。
 

習近平在六四周年後徒訪美國,美國媒體多自律少提六四。

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多與六四鎮壓無關,當年習近平35歲,只是福建省地級市的小官,總理李克強還沒到地方歷練,但兩人在內的領導班子,似乎都決定貫徹前輩的意志,繼續全面抹除六四事件的印記。

哈佛大學漢學家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所著的《鄧小平時代》(Deng Xiaooo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2013年1月在北京發行簡體中文版,據信獲得了習近平的支持,出版後也獲中國官方媒體的一致吹捧,但原文記敘鄧小平晚年鎮壓六四學運的所有章節,如“北京之春”、“天安門悲劇”、“穩住陣腳”等等全遭刪除。

對鄧小平評價非常高的傅高義,在書中對於六四事件的看法,貼近官方維穩發展的角度。他認為,中共領導人當初的鎮壓決策,從當時的統治立場來看,也許是對的,但即便這種放棄普世人權價值的六四評價,當局也拒不接受,遑論其他更具批判性的論述。

在中國不分網路、實體出版品的嚴密言論監控政策下,佐證事件的說法、資料持續消散,連坊間相互矛盾的目擊者證詞,都難以核實。在中國境內,那場血腥鎮壓越來越像憑空杜撰的不實指控;在世界其他地方,六四面貌也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輿論淘洗下,逐漸喪失指控中共政權摧殘民主的證據力。

長期報導、關注“六四”的《紐約時報》(NYT)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一次回答六四相關問題時,提起“六四事件”採訪期間,許多中國人給他的幫助,有的幫他突破封鎖線,有的冒著被抓的危險回答問題。
 
他寫著:“6月4日凌晨,有一兩個外國記者中彈或被揍,另外包括《華盛頓郵報》(WP)駐北京記者約翰·潘文(John Pomfret)在內的幾個記者遭驅逐出境。我們外國人不會被關太久,但是提供消息、機密文件給我們的中國朋友,一但被當局發現,就可能會被關很久很久。”

對於新任中國政府領導人,紀思道抱持非常正面的看法。他2013年1月大膽預言,習近平會沿襲父親習仲勛的正直、改革先驅的形象,大刀闊斧推動經濟改革,並公開為六四學運人士平反,雖然不會太快發生,他確信中國正迎接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中國越來越嚴密的言論控制,就正面打擊他的樂觀信仰,因為近年網路言論自由空間甚至出現倒退的局面。

截至目前,國際間想了解“六四事件”,仍以英語媒體的報導為主,但即便是紀思道夫婦獲普立茲獎肯定的系列報導內容,因為存在文化、語言的隔閡,令當天任何在場的中國記者,應該都可以寫出更深刻、詳實的內容。遺憾的是,中國政府不允許任何人追求抵觸當權者利益的真相,不斷以升遷、法律等明潛規則,限制新聞從業人員實踐其職業道德,以至於面對六四如此重大的全球歷史事件,體制內的中國記者,寫不了具有普世參考價值的報導。


為了追求真相放棄了體制保護的杜斌,等於放棄人身安全。

不願屈服於體制的記者,如《紐約時報》前攝影記者杜斌(Du Bin),5月24日才在台灣、香港發行《天安門屠殺》一書,但隨後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根據“美國之音”(VOA)報導,杜斌被控印刷非法出版物,現在羈押於北京豐台看守所。

除了癱瘓國內媒體的監督權,中國政府亦試圖混淆公眾視聽,放大報導錯誤,藉以貶抑其他正確內容的真實性。以六四事件為例,事件爆發之初,由於客觀條件不允許充分求證,在第一時間,多數外國媒體僅根據民眾相當一致的說法,誇大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死傷人數,之後雖陸續提出更正報導,當局仍緊咬著之前的錯誤,不斷質疑西方媒體相關報導的可信度與報導動機。

媒體、中共誰說謊?

2009 年六四事件20周年當天,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麥杰斯(James Miles)發表“天安門屠殺:媒體是正確的嗎?”(Tiananmen killings: Were the media right?),回顧六四事件沒多久,外國媒體陸續發現,天安門廣場上軍方槍擊無辜的情況,遠比不上北京城其他地方嚴重。
 
另有多位記者親眼看到,中國軍隊在長安街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北京飯店外面,軍隊一陣亂槍過後,路上躺著30到40具屍體,僅僅這一幕,便足以冠上“屠殺”一詞。在此同時,大部分北京中心的居民,不是親眼目擊類似場景,就是有親友目擊事件經過。
也就是說,就當時在現場的外籍記者看來,天安門廣場沒有發生屠殺,但北京城裡發生了屠殺。但最初對於廣場上不盡精確的屠殺報導,讓當局抓到了媒體的弱點,便全力將六四屠殺的焦點,轉移成“天安門廣場上有沒有屠殺”的質問,藉以指控西方媒體道聽塗說,也成功阻擋媒體繼續報導其他省份響應北京民運的相關活動。

每年6月4日前後,中國各大入口網站一輸入關鍵字,隨即進入網路維修狀態。

中國互聯網維護日

約略在六四20周年(2009)前後,中國正式進入“微博”時代,徹底改變過去報紙、電視、廣播為主的大眾傳播模式。只要有人願意在網路上分享所見所聞,大約3億的中國智慧型手機用戶、8.08億的網路用戶,可以立即接收到所有消息。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理論上會逼著政府不得不放鬆言論管制。

不過當時,中國政府也從雅虎(Yahoo!)、谷歌(Google)等外國網路公司,累積了足夠的網路管制經驗,能夠讓各網路公司順服地代為執行箝制言論任務。中國網路觀察網站“茶葉之國”(Tea Leaf Nation)創辦人之一大衛·渥太(David Wertime)2013年1月曾經報導,新浪至少聘僱1000個小秘書,專門審查網友發文並負責刪除、或警告網友停止不符合“內容管理規定”的帖子。

這也讓六四周年紀念日變身為“中國互聯網維護日”。在微博、百度等各大入口網站,輸入天安門、劉曉波、六四等敏感關鍵字,搜尋結果不是“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伺服器未傳送資料,因此無法載入網頁”、就是官方觀光導覽、或是官媒主述的陳年報導。

網友則有人替換關鍵字發文弔念;有人將24年前名震中外的“坦克人”(Tank man)影像,把長排坦克修改成一隻隻黃色橡皮鴨(Rubber Duck);網站網易(Netease)6月1日中國兒童節推出的影像專輯,也插入一張玩具積木重現“坦克人”畫面的圖片。不過,所有的紀念文字、圖像,都很快從網路上消失。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亂象

《環球日報》於6月3日、6月4日連續兩天刊登評論“從美聯社嚴管員工網上發言談起”、“管理互聯網,各國有著自己的堅定”,不厭其煩地強調政府網路管制的正當性,文章引用美聯社(AP)規定社內員工不可透露自身政治立場、避免於公共論壇發表政治觀點等規定,指責國內媒體人在社交網站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的亂象,加速了謠言、極端觀點的傳播。

作者單仁平另引用德國聯邦法院五月判決──責令谷歌(Google)必須應用戶要求刪除“誹謗性搜索提示”,延伸為互聯網自律刪除“不當言論”的必要性,並套用他國政府的說法,指控社交媒體是社會穩定的頭號威脅。即便網路一定程度地參與了中國社會“民主化”及“多元化”進程,仍應當依法依規堅決推行網路管制。《人民日報》2012年12月陸續發表的社論“網路不是法外之地”、專題報導“互聯網:依法監管是各國慣例”也宣達,政府嚴控網絡政治言論的立場。

其實,中國政府網路管制,確實有效遏阻民間活動。2011年茉莉花革命席捲北非、中東之時、2012年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倒台前後,中國政府便以此成功封鎖消息傳播,並提前拘捕、扣留或軟禁維權人士,阻止任何民間動員。

全球倒數第7名的新聞自由

總部位於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 Without Borders),六四24周年當天發表兩篇聲明,除了要求當局釋放因網上討論六四遭逮捕的網友外,沉痛呼籲當局:允許媒體、網民自由報導與中國相關的所有公共事件。該文並分析中國網路公司收到的各種官方禁令,揭露官方控制新聞、信息傳播的各類管制。這包括:版面處理不要太突出;不做任何報導;按主管部門發布的權威信息報導;不自行採訪報導評論;不准直播;報導把握角度,防止惡意炒作;各網註銷特定人士微博;嚴格按警方通稿刊播;不報導不評論;全網禁止搜索;徹底封殺特定人士;不報不評不轉;執行“淨網”行動等等。


不肯閉嘴的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一次受訪後“被自殺”。

建立在人民痛苦之上的威權

除了平面與電子媒體的高壓管制,“六四”的見證者與倖存者也被完全消音,只要想在中國平安過日子,所有的人都必須逼自己背叛當時的記憶與真相。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左小腿的齊志勇(Qi Zhiyong)當年33歲,他從小熱愛共產黨,沒想到在壯年被解放軍打成殘廢,之後疾病纏身、失業、付不起醫藥費帳單,還因為牽扯六四,不能領取殘疾補助。
 
當女兒小時候問他為什麼失去一條腿,他必須謊稱是意外所致。《華盛頓郵報》(WP)近期採訪十多位“六四”倖存者,報導這些無處討公道的被害人的處境。已經得到外國庇護的人,跟孩子談起天安門事件的時候,只把它當成生命的一頁歷史。但留在中國的人,有的不禁懷疑,當年是否被民主理想誤導了青春熱情,他們一公開提起自身遭遇,就會引來政府報復,連事業有成的人,顧忌自己跟孩子的安全,也都只敢私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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