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正在放映一部电影《大明劫》，叙述的是明亡前一年，即崇祯十六年的历史。其时，李自成正攻打开封，离其攻入北京只有一年时间，而两年前即崇祯十四年前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震动朝野。入狱数年的能臣孙传庭被从牢狱放出，临危受命，率领大明最后一支精锐之师，与李自成决战。孙战死之后，《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大明劫”如何形成？*

对明代这段历史我相当熟悉。中国此时此势之下，一个“劫”字，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很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如何展示大明成劫之因，于是我看了网上视频。

整部片子弥漫着王朝末日的绝望。如果观者不了解明中叶以后历史与中国的今天，很难明白导演想表达什么。明末之劫的形成有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厂卫政治肆虐、阉党专权、万历与天启两代皇帝的朝政堕废与激烈的朝廷党争，以及不可治药的腐败，崇祯接手时已经是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遍地乱民、外患（后金即满清的崛起）、蝗灾、旱灾、瘟疫，军费开支浩大、财政枯竭、“三饷”将民众剥夺得无以为生，点点滴滴，最后汇成了大明王朝的终结篇。任何天才导演，都难以在短短90来分钟的影片中，展示这么多的绝望，这么多的痛苦。于是影片将重点定成两条主线：一是用瘟疫展示了这个王朝的极度虚弱与不堪一击；二是以孙传庭为代表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传统士大夫精神。

也因此，我充分理解，经历过“四五运动”的导演谢晓东确实“有话要说”，他要说的是：明朝并非亡于清，而是亡于自身。也因为片中展现的那种绝望与今天好多相似之处，因此，这部影片被中国观众以复杂的情绪观看热议——与其说他们是在观看影片，还不如说他们藉观影发表影评以浇心中块垒。

*“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向观众展示了什么呢？

孙传庭在崇祯初年请命而练成的秦军，在明军中号称第二精锐之师。出狱后的孙传庭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后任陕西总督），带的兵是否还是他以前组建的“秦军”，影片没交待，但史书记载，“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此前一年，即1642年，洪承畴松山战役兵败，精兵尽失，张凤翔故有此语。但孙传庭接手的这只最后一支“精锐之师”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影片中展示的情景是：孙传庭阅军时，军中火器无弹药，成了摆设；孙传庭检查军中粮草，管仓库的官吏先以真粮食应付检查，孙传庭至仓库里面检查，才发现粮袋里装着沙子与杂草，此情此景，如同朱鎔基当年查粮库发现库无存粮一般。如此军队，怎堪一战？

——这里牵涉到重大的财政史掌故。明朝处在从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转折阶段，火器需要大量军费支撑，万历朝首辅张居正是罕见的理财高手，他最大的功劳是让明朝财政在其当政时具有支撑军备转型的能力。张居正死后，明朝宰辅中再无此等理财高手，于是先吃老本，继之军备弛废。到了灾祸连结的崇祯十六年，军备当然已是十分不堪。有研究者甚至将财政制度转型落后于军事技术转型，归于明朝败亡的原因之一。

影片中大量场景是表现瘟疫带来的末日恐慌。据史书记载，崇祯年间确实流行过好几次瘟疫，崇祯十三年河北京津地区的瘟疫阴影还未消散，新的瘟疫又起。《明史》云：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这场病，被称为“明朝SARS”。影片中医生吴又可提出疾病、瘟疫通过空气传染：“我觉得此症绝非伤寒，更象是人吸入了邪气”。这种空气有毒的说法，不仅会让中国观众联想到2003年那场SARS，还会联想到今年两度降临的雾霾。今年初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仅12月初这轮雾霾就吞掉中国网民8.7亿元。影片几次提到：“此次治瘟，事关大明存亡”，治雾霾与环境污染，同样事关中国人的健康及民族前途，即中华民族的存亡。

剧中孙传庭向当地强占军田、让屯民流离失所的富豪募捐。国家倾覆之际，那些富豪根本不以朝廷为念，不愿捐资助饷，孙传庭气愤地说：“倘若潼关不保，各位家中的财物、妻儿老小也都不保，还不都拿去孝敬闯贼了？”“大明朝如果灭了，你们又将如何？”这故事让人想起崇祯十四年死于李自成义军之手的福王。据《明史》载，当时“河南连年大旱，蝗虫成灾，人相食”，这位万历皇帝曾“耗天下财富以肥之”的福王却只顾享乐，不肯救济守军与百姓，让他们饿着肚子抵抗义军，其巨额财富在城破之后尽归农民军，而福王本人的下场也很悲惨，最让人不忍闻的传说是李自成的义军将他做成了“福禄汤”。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现在的贪官污吏。如果说福王只是惜财，中国的贪官更恶劣，利用职务之便敛财自不必说，连救灾扶贫都被不少官吏当作发财机会。与福王无处可逃不同，现时贪官可能通过移民，携带搜刮来的钱财一走了之。

陕督孙传庭与医生吴又可的那场“只谈时情，不谈医情”的对话可算是本片的点睛之笔。孙问吴又可：“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吴答曰：“《黄帝内经》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历朝历代皆是始兴终衰，其中道理乃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不治已乱治未乱”，谈的是治国重在防微杜渐，等弊端积重之时，救治已晚。其中“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朝官精于世故，只重眼前利益，忙于投机钻营，谋取权势富贵，当局者也无长治久安之策。

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名言曰：“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这段历史，中共曾自比李自成，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惕惕自励。在中共建政前后如此比拟有点道理，而现在执政60多年，一切弊端皆与明末相似。这么一部以明王朝倾覆前夕做历史背景的电影，在此时的中国上映，引起的联想是丰富的。即使不愿意解读影片寓意的影片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它不仅仅是一部明朝电影，你能从片中看到你所处的时代。”至于网上评论那就更为丰富多彩，网友将片中指陈明朝积弊与腐败的台词汇编在一起，以浇心中块垒，还有的干脆建议习近平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这部影片，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幻想江山一统万年”。

正可谓一部《大明劫》，承托万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