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红头文件《关于2013年1月6日至9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大门口人群聚集事件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我差点笑倒——尽管作为一名已执业15年的律师，我亲历了无数“法治中国”笑话。

“情况说明”第二段内容为：“2013年1月6-9日，集团所在广州市广州大道289号大院门口聚集了大量人群，对集团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员和车辆的正常进出受到妨碍，为此，集团不得不开启平时关闭的东兴南路的侧门，以分流人员进出，集团一些会议（活动）被迫取消。” 落款：“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013年11月18日”。

这份“情况说明”，乃是皇帝的新装。

一、当局的企图

当局既然将“情况说明”入卷，无疑是企图将其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法定证据只有8种。当局欲用这份证据构人入罪，网民们亦担心和愤怒于兹，都无非是把它当作了证人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够了，这说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单位不具有证人资格。证人证言，是作为自然人的证人，通过自己的感知来作证，所以才要求证人生理、精神等诸方面满足法定条件，否则无证人主体资格。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单位不可能成为伪证罪的主体。原因很简单：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可能对自然人，不可能对“单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单位作证说，看到你杀人了，而据此可以将你判刑，这是何等可怕？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4至第78条，也能明确推断出证人只可能是自然人。

公安局与检察院可能又会说，这不是证人证言，而是书证。这是狡辩。书证是伴随案件事实的发生而产生的，其制作过程与案件事实相关联，比如说合同诈骗过程中各方签订了书面合同，则该合同是书证。如果知情人在事件之后陈述合同诈骗的情况，那当然不是书证，而是证言了。

当局自作聪明，炮制出一份“情况说明”，导致南方报业集团有二十多工作人员勇敢地站出来作证，证明郭飞雄们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犯罪。当局弄巧成拙，郭飞雄们应当立即无罪释放。

二、这种证词，怎么可能出台

其实，该文件第一段，才是重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中国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旗下南方日报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杂志是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南方新闻网是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官方网站”。南方报业本不想作证，却又不敢不作证、不得不作证，所以借身份撇清责任。看好了，真正掌握“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章的，是广东省委，是“伟光正”，而不是真正的南周人。

真正的南周人是谁呢？是新年献词被大幅删改后、勇敢地站出来披露真相的采编人员；是“情况说明”出台后、以个人身份勇敢站出来，公开对“情况说明”进行质疑与反驳的南方报业工作人员！

笔者发现，网上有人痛斥南周或南方报业恩将仇报，这可正好中了当局的圈套。因为，南周人、南周精神，正是当局要整肃的对象。南周人，与广大力行言论自由的网民，本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现在当局逼迫南周官僚写个说明，就让网民大骂南周，当局是乐得渔翁得利。

三、这种证词，为什么会出台

郭飞雄们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构成犯罪。尽管案发现场“聚集人员最多时达几百人” ，也有“民警执法”（引自郭飞雄起诉意见书），但当局却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郭飞雄们犯罪。因证据不足，当局只好动用公权力威胁，弄出一个无人承担伪证责任的单位证明，让人们大跌眼镜。

我看，如果要指控郭飞雄们犯罪，在场的警察应当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证，这是法定义务。想作伪证构陷他人，却不承担责任，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

警方相关人员，还应面对刑事指控：如果郭飞雄们构成犯罪，则警方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按警方出具的起诉意见书，当时郭飞雄、孙德胜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抓人？如果郭飞雄们不构成犯罪，则警方人员涉嫌滥用职权罪：人家不构成犯罪，你凭什么事后抓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当局的秋后算账。

南方报业此次“情况说明”，是其遭受的至少第二次阉割，第一次是新年献词被删改。可怜南方报业，作为以新闻真实、新闻自由为天职的媒体，灵魂已失，不但不能坚持职业操守，还不得不作假证，落井下石，构陷自己的支持者。

郭飞雄诸君子，为中国的言论自由，而失去自身之自由，可敬可佩！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1期   2013年12月27日—2014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