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罗斯
上周，中外传媒广泛报道了索罗斯对全球经济大势的一篇文章，其中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格外严峻。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从财经专家的角度看，索罗斯并没有讲出什么特别新的东西，索罗斯文章最突出之处，就在于他把中国经济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突出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索罗斯为甚么要这样做？笔者认为，索罗斯此文，代表了国际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严重忧虑。
索罗斯认为，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失去动力，消费率太低，家庭储蓄不能支持高投资，导致各种债务融资指数上升。这个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中国债务融资指数上升是事实，但原因并非储蓄率太高，而是政府投资的收益率太低，大量投资沈淀在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建设中，而这些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提高地价，以满足政府短期的财政需要。
不过，索罗斯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决策当局面临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一方面知道过去的增长模式无以为继，但一方面又忍不住用老办法来维持经济增长。索罗斯特别指出，2012年中国决策当局发现经济放缓，就人为刺激经济，包括重启钢铁企业，一时间，竟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好转。
索罗斯的文章表示，他可以理解中国的决策者把稳定经济优先于调整结构的选择，因为改革与紧缩财政结合，"会把经济推向通缩的深渊"。不过，索罗斯警告中国决策者，如果为了稳经济而形成大规模的债务，将导致改革失败，而中国的改革若失败，"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公信力就会下降，对内会加强压制，对外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敢于像索罗斯这样直言不讳地道出中国经济危机的全球风险的人虽然不多，但他在此时公开指出这种风险，代表了国际资本界相当多人的想法。笔者注意到，对中国经济一向说好话的史蒂芬罗奇也在三中全会中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罗奇批评中国决策者，制定了太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又彼此矛盾，给经济带来很大风险。
不管国际资本的代表人物如何表达他们的忧虑，不管他们说得是否准确，看来他们感到了中国的决策者面临著紧迫的困境，中国的经济决策不仅给自己，也给整个全球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他们的这种感觉和判断，是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的。更重要的是，索罗斯选择在此时公开表达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忧虑，有可能说明国际资本的主流正在做最坏的准备。
中国决策者面临著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决策的利害关系从来也没有这么大，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和深度也前所未有。
中国经济最有爆炸性的问题就是债务危机，这个危机在2012年恶化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笔者相信，近几个月来，中共加紧了对各方面的控制，尤其是加紧对言论的控制，与他们对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的基本方针是"稳中求进"，说白了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债务危机对习近平的这个决策模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中国的决策者很可能在今年做出一些风险极大的决策。其中一种主张，就是大规模增加货币投放，以阻止楼市泡沫破灭，阻止经济陷入通缩。谢国忠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建议，主张决策者乾脆让泡沫破裂。他相信，泡沫破裂后中国经济会迎来一个新的增长期。
笔者的判断是，无论何种极端主张，中国目前都承受不了，而此时政策主张的严重分歧，是危机临近爆发的一个明显徵兆。索罗斯发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判断，并非因为他知道很多内情，而是出于他阅历丰富的直觉。他的直觉告诉他，中国的事情已经相当不妙，不可不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