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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市第二中学，红卫兵到北京“革命大串连”回到学校，立即召开大会打人。目击者说，大会开始，礼堂大门打开，一队红卫兵走进来，为首的举着一面大红旗，把“斗争会”弄出非常戏剧化的声势。该校历史老教员朱庆颐被打死。
9月5日，在南京第十三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数学教员韩康。从早晨开始，韩康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被用冷水泼醒后继续“批斗”，到傍晚时候死亡。体育教员夏忠谋没有当场死亡，晚上被关押在学校实验室。他看到韩康已经被打死，自己明天要被继续“批斗”，在夜里把衣服撕开拧成绳子上吊身亡。
暴力也扩展到整个社会。8月26日，在南京鼓楼广场，“斗争”了数百名“资本家”。他们站在烈日下，全部被用墨汁浇黑了全身，只看得见白眼珠。
上海
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
在复旦大学，8月5日晚开始对当时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进行残酷“斗争”，包括拳打脚踢，黑墨浇身，罚跪和强迫作“狗爬”等等。8月8日，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化学系学生“斗争”了一个多小时后死亡。目击者说，他被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墨，被“游街”几百米，在地上爬，并被踢被打。赵教授当时74岁，已经退休。他在校园内被拖了几百米远，又站在桌子上被“斗争”。在那里就倒了下去。生物学老教授谈家桢遭到“批斗”，站在搭在两张桌子间的木板上。他的妻子傅曼芸原是小学教员，那时不再工作，也在大学家属宿舍遭到“批斗”，被强迫跪在洗衣服用的搓板上（木板上面有棱条可伤害膝盖）。傅曼芸在家中上吊身亡。物理系讲师毛青献被指控在他的单身宿舍房间中说了“反动话”而被“揪出来”。他在复旦大学灯光球场被“批斗”，不但身上被浇了墨汁，而且遭到殴打。他跳楼身亡。
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女）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
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女）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天热只穿单衣）。上海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一起打老师，血流在地上，强迫老师用舌头舔干净
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女）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
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
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女）自杀。王守璠被红卫兵折磨殴打了一夜，还被强迫喝抽水马桶里的水。天亮后红卫兵放她离开，她投了井，死时不到30岁。
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女）悬梁自尽。上海红旗中学化学实验室管理员邱凤仙（女）只因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揪斗”后关在教学楼三楼男厕所旁边的小储藏室中，跳楼身亡。该校生物教员吴伯和被打得满头是血，腿骨被打断。。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女）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教授李翠贞（女）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服毒身亡。
建东中学酆建华原来是教员，文革前因所谓“历史问题”不准教课只管工具，被红卫兵打断肋骨，不几天后死亡。这个学校的体育教员张孝祥被“批斗”后和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
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
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
小学生红卫兵也折磨殴打老师。嘉善路小学的学生，用火柴点燃了一名女教师烫过的卷发，烧起满头火焰。
一批小学教师和校长被押到大马路上“游街”。乌中路民办小学校长（女）是因小儿麻痹症而腿瘸的人，也被押着“游街”，走了很长距离，体力上痛苦不堪，精神上更是饱受折磨。
一名受访的前上海市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一名受访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红卫兵说，在人民广场，红卫兵围打一个人，说他是流氓，她也上去打了一下。这个人很快被打死了。她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说，上海市委给了红卫兵头头吉普车，在街上奔驰巡察，十分威风。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其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后来也遭到攻击，两年后死在一口井里，被指控是“叛党自杀”。她的父亲后来也遭到关押迫害。但是在1966年，他们没有想过这类残酷迫害的事情将会发生到自己身上。
南昌
在江西师范学院，8月11号在校中“游斗”（意思是一边行走，一边“斗争”）了140余人。在三个小时的折磨中，中文系教员熊化奇、黎仲明和校医周天柱三人死亡，历史系教员何基也被“游斗”，当日晚上“自杀”。
厦门
1966年8月13日，在厦门第八中学（文革后恢复原名“双十中学”），语文教师萨兆琛在校中被“斗争”，他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打了红“×”的大木牌，背上背着教室里的双人长条板凳，红卫兵押着他从教学楼一楼游斗到四楼，接着又到北望楼操场，逼着他下跪，对他拳打脚踢。年近六旬的萨老师死在操场上。物理教师黄祖彬被强迫吞咽夹有大便的馒头。他遭到残酷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楼上，一天凌晨坠楼身亡。校长李咏裕被绑在一棵树上，红卫兵抓住他的头发反复在树干上猛撞，四十年后还看得到他头上的累累伤疤。红卫兵还强迫“黑帮老师”吃毛毛虫，强迫他们吞下红卫兵吃鱼吐出来的鱼骨头。
福州
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黄曾樾遭到“斗争”、抄家、毒打、水淹等折磨和侮辱，于1966年10月11日死亡。他的妻子一起遭到殴打侮辱，并在他死后被驱逐出福州，家中的藏书、字画和手稿都被破坏或者抢走。
西安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召开“斗争会”。被“斗争”的老师遭到残酷殴打。红卫兵还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女）被打死，死时36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抓来打死。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九名教师被严重打伤，一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杀”。韩志颖，西安市第五中学校长。第五中学的红卫兵把凳子垒成高台，让韩志颖站上去接受“批斗”。他不吸烟，红卫兵把数支香烟点燃后分别插入韩的耳朵、鼻孔和嘴中，用烟熏韩。韩志颖被“批斗”致死。史青云，男，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该校红卫兵“斗争”他和副校长及教导主任。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他们。他们先被强迫跪在地上挨打，后来又被强迫绕着学校操场爬行。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能爬得较快，而史青云由于体型较胖爬不快，遭到红卫兵更多毒打。史青云被打得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纤维混在一起，分不开来。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他是文革中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打成重伤。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女）被打死。9月5日，陕西师范大学的地理教授黄国璋和英文讲师范雪茵夫妇在遭到“斗争”和抄家后一起自缢身亡。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后来在1968年3月28日在被“游街”和“斗争”中倒地死亡。
天津
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女）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红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遭到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女）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正在拳打脚踢地把一场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走上教学楼四层从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学校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他们在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
武汉
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多次被“斗争”后死亡。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老师陈邦鉴“自杀”。武昌实验中学政治教员姚学之（女）被该校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
广东省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的一批教员遭到“批斗”。8月8日早晨，遭到“批斗”的该校语文教师何佩华在离学校不远的登峰路口铁轨上卧轨身亡。中山大学罗应荣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下乡劳动两年，回到学校后在资料室工作。1966年进了该校的“专政队”失去行动自由，他请人递送一个纸条给住在城中曾经和他一起编写英汉词典的朋友，被红卫兵发现，争夺中他把纸条吞了下去。他被以“殴打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时被刑事犯打伤后脑，不久死亡。广东佛山专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数学教员邓勋，遭到“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身亡，死后尸体还被红卫兵剥光了衣服，用绳子拉着“游街示众”。中山县石岐第一中学的教导主任严臻年上吊身亡，化学老师陈汝汉被民兵押送回家乡茂名，在村子里被用锄头打死。这个中学的语文教师陈现文和郑少妍，后来也被迫害致死。
湖南省
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女）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她的尸体被埋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红卫兵谢若冰那天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还被剪了“阴阳头”。该校共产党支部书记张林“自杀”身亡。
四川省
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在关押中用刀片割血管身亡。在成都第四中学，物理教员毛世禄上吊身亡，数学教员黄天倪卧轨身亡，校长王侃割喉咙自杀幸而未死。
黑龙江省
在“八一农垦大学”，8月28日，一批教职员被脸上涂了墨，被强迫在地上围绕主楼爬行。陈自成、王亭（女）夫妇原是辽宁大学教师，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被送到“北大荒”。他们在当晚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分别为44、40岁。他们死后学校里还开大会，叫他们的小儿子（11岁）上台批判已经死亡的父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
从整体来看，外省的“红八月”，血腥程度都不及北京。北京当时被称为“革命中心”，事实也如此。不但文革的号令从北京发出，而且大规模的暴力杀人也从北京兴起。本来，北京是千年首都，被称为“首善之区”。“首善”一词，语出《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是说，要教化全国，要从首都开始。首都有示范作用。1966年，北京成为“首恶之区”。打人杀人，几千年的禁忌，北京先行打破，北京红卫兵用野蛮残忍的方式打杀平民，外省纷纷跟随。
外省虽然跟随，但是总体上不如北京激烈严重，死亡人数也没有北京多。外省的滞后，说明原有的法律和民风还在起作用。尽管北京的平均教育水准高于其他地方，但杀人数字全国第一，而且是大大超前的第一。显然，这也是为什么文革领导人在“红八月”中开始了红卫兵“革命大串连”活动，免费提供给全国的红卫兵学生火车票和食宿，让外省红卫兵到北京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革命经验”，让北京红卫兵到外省各地“煽风点火”（当时用语）。根据笔者的观察，到文革的第二个迫害高潮，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北京和外省，残忍程度和死人数量，变得相仿。这是文革领导者两年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之后的结果。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红八月”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普通居民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也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对1966年恐怖的“红八月”，从事实到因果，从评价到解释，都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笔者在此深深感谢在调查中帮助过我的人，也希望读者对本文作出补充和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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