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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有文革中的红卫兵为他们做的迫害行为道歉，并且上了媒体。特别是最近的两个例子，在北京第八中学陈小鲁道歉之后，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也道歉了。北京报纸报道了宋彬彬的“道歉会”。因为红卫兵“道歉”成为大新闻，仅仅我接到的中外媒体的询问采访，就有十家之多。
我认为红卫兵道歉是社会中出现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做了坏事应该道歉，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之一。道歉，对个人来说是有道德心的表现。特别是对文革中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如果不道歉不悔过，人民向往的和平社会不可能出现。
“道歉”这个新主题显然是和文革紧密相关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7年半了，然而关于文革的反省和讨论一直冻结着。这一次，文革中发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1966年8月发生的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不可回避地被提到，而且将得到思考和分析。
红卫兵道歉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同时我也发现，人们对于他们为之道歉的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却并不很了解，特别是对在文革后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显然是和多年来文革历史写作的冰冻状态直接有关的。因此，在这里我愿意把我通过长期的调查和采访发现的事实贡献出来，请大家阅读。
我相信，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会使得对“道歉”新闻的讨论更有依据更有深度更有教育意义。冻结了的文革历史讨论产生了裂缝，crack。从力学上说，在裂缝边缘处会出现“应力集中”。这次如此多人对红卫兵道歉的关注，就是这种社会思想方面的裂缝出现之后，在裂缝边缘产生的“应力集中”的表现。乐观的看法是，人们将因这个讨论获得一次在智慧方面的发展机会。
《恐怖的红八月》文章在2010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发表。这里增加了此后新发现的材料，并且补入了因纸质杂志篇幅限制而未能放入的一节“红八月在外省”。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笔者希望读者电邮给我您所知道的红八月的受难者名字，使得这一历史描述更加全面深入。也希望纠正本文中可能发生的事实错误。我的电邮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为此预先向您道谢。1/19/2014
《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不可置信：在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北京城，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杀害了如此众多的北京居民。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一份攻击北京大学领导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很快发展到全国）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几十万学生不上课不学习，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这些人被按照比例划分为四类，第四类就成为“敌人”。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头和笔头的攻击，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他妈的”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于学校之中，以致文革后需要实行一场“语言美”教育以排除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脏话。）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彭小蒙在台上动手打人。江青在台上给了她一个拥抱。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曰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的教育体制和学校里“阶级路线”。显然前者的名称更适合于大型群众组织所用而被推广使用。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的前三年是暴力迫害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准许证。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在“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成立宣言中，该校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是在“要武”新校名下加入的。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十分清楚，后果也十分明显。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晚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在舞台上打过之后，他们又被押下舞台，在观众席上“游街”，遭到更多殴打。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汪家璆（女）在“斗争会”后，被装上卡车从中山公园送回机关，到达后被从卡车上一脚踢下车去，昏死在地。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两名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古话有“杀一儆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鞋底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被抄家后“自杀”。（这里加上引号，因为这根本就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该校语文老师韩静芳当时因半身不遂病卧家中。她的妹妹韩九芳是北京第八中学的化学老师和副校长，她们都同住西城区府右街西椅子胡同11号。第八中学红卫兵来抄家，把韩静芳打死。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年轻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身亡。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高云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卫兵把他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工人发现他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他死里逃生。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学校负责人程璧（女）抬她的尸体。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8月24日，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北京通县第一中学副校长程珉，在该校“黑帮劳改队”中受到殴打、折磨、残害，在8月7日晚上死亡，时年54岁。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于28日“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月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亡。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并被关押在学校中。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他在被“斗争”、抄家后又被驱逐出门。10月3日，汪含英逃出第四中学和丈夫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而且遭到毒打，他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和关押，上吊身亡。北京远郊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揪斗、殴打、折磨、残害致死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并遭到各种酷刑，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被关在那里时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北京第31中学书记杜光，被红卫兵打得昏死过去以后，被送进了学校旁边的医院的“太平间”（即停放尸体的地方）里。幸亏这个医院有个医生认识她，听说以后到太平间去看，发现她没有死，把她救活了。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６６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１９６８年７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北京第13女子中学的校长兰佩云遭到毒打并被剃了“阴阳头”。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提出对“黑帮”进行“监督劳动”。于是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红卫兵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还被说成是“装死”。当天夜里吴兴华死亡，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医生解剖了尸体检查。8月24日夜，英语教授俞大絪（女）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服毒，她是中国最好的一部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共产党总支书记，在经受了近三个月的侮辱、殴打和折磨之后，9月2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校园“劳改队”中劳动时，来北大“革命串连”的红卫兵把他叫到路边，煽他耳光。10月9日，沈乃章教授服毒身亡。历史系教授向达在校中遭到野蛮“斗争”，8月的一天，他和其他历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杯强迫长时间跪在系办公室阳台栏杆外侧70公分宽的平台上被毒日暴晒“示众”。在9月底他和历史系的“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改”。他们睡觉的房间晚上反锁不能出门。向达肾脏有病不能排尿，双脚肿大，却不准治疗。他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时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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