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民》月刊也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董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还针对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其中写道："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现代农民》月刊遭国民党当局压制，他于是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 。

        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董 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六十年后，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提出给农民与公民权利的主张。董的见解，似乎更为深刻。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 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 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 济发展。

        农民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董时进着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这800人的小党也不为共产党所容。1949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董时进曾经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 三三制"政权。到1950年初，他对共产党的希望破灭，他也知道自己给毛上书不可能被接纳，此时，应付他的大新农场公粮缴纳，令他焦头烂额，最后幻想破灭，决定远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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