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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互联网时代，外国媒体的中国新闻报道面临巨大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依然在努力维持的报禁，有利于减轻外国媒体的中国新闻报道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挑战。而中国报禁的解除或放宽，只能加剧外国媒体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实际上，《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报道已经清晰地显示出外国媒体现在还无法应对这种挑战。这里的例证是，《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报道的角度甚至报道的语言和思路也都是中国网民已经用过了的。
对照阅读中国网民评论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习近平的包子火了”，懂中文又懂英文的读者会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谈及的话题，如习近平下大众化餐馆与美国高官去大众餐馆就餐的对比、习近平日常生活与过去帝王将相的对比，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乘飞机自拖行李、自买咖啡到北京与中国官员外出必有一大帮随从服侍的对比，总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谈及的所有话题都是中国网民已经谈过，而且谈得更风趣，更到位，更直截，更犀利。
尽管《华尔街日报》是美国乃至世界报界的名牌，尽管该报的写手是业界的顶尖好手。但跟千百万中国网民当中的顶尖好手相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是难免显得“弱爆”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中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华尔街日报》的这种新闻报道根本就不是中国民间好手的对手，因为它的报道出笼迟缓，语言平淡，视角不够多样化，陈述让中国读者感觉隔靴搔痒不到位。
但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华尔街日报》毕竟是《华尔街日报》，该报的写手毕竟是业界的一流好手，能把新闻写作的客观平衡的看家本领玩得炉火纯青。在该报道的最后，两位写手来了两段这样的平衡：
“在媒体控制普遍存在的中国，微博是相对活跃的舆论平台。中国的微博用户星期天对习近平去包子铺吃午餐的做法作出了基本上是积极的评价。一位用户表示，‘这是好事。至少，他是愿意走进人民的日常生活。’
“尽管如此，社交媒体上的很多评论看来是被过滤掉了。被转发3000多次的图片只有18-50个评论。”
应当指出，《华尔街日报》的这种“平衡”报道，其实也都是中国网民在它之前已经做过了的。但毫无疑问，《华尔街日报》这样的新闻报道文字是标准的、中规中矩的高档外文外国媒体产品。与此同时，中文的外国媒体一般都不超过、并且往往是低于这样的水平。
另外还要指出，《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显然错过了中国网民应对中共宣传的最佳、最有力的反应，即“郑直”发表的技术含量极高的调查报告《习近平包子背后的四海微传播是谁》一文。
*外文外国媒体壁障*
当然，与只能是通过微博之类的自媒体进行打一枪就走的游击战式发言的中国网民相比，或与只能听命于中共宣传部门指令唱中共赞歌的中国主流媒体相比，外文的外国媒体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和重要性。
外文的外国媒体可以自由地发表长篇大论的报道和评论，可以毫无顾忌地指名道姓地分析、剖析、评论、抨击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可以从容地展开说理而不必太担心被封嘴或封门。
这样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无疑更有利于传播新知，凝聚共识。而这一切都是中国网民和中国主流媒体现在还可望不可及的。
鉴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媒体大国或媒体市场，许多外国媒体力图或积极谋划以自己之所长，攻中国之所短，在中国市场攻城略地，或至少分一杯羹。
然而，外文外国媒体投资于中国媒体市场有众所周知的政治风险。当今中国当局依然拥有任意关闭新闻机构及其网站的绝对权力。中国当局最近屏蔽又开放了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从而再次展示了这种绝对权力。
虽然外国媒体坚持声言，它们绝对不会屈从于中共当局的这种绝对权力，而是会坚持新闻自由的原则，坚持进行真实新闻的报道，而不是看中共的脸色行事对自己的报道进行自我审查。
然而，这种声言在很多时候显然不完全可信。毕竟，外国媒体谋求在中国发展是商业利益的驱动。中共的绝对权力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足以让在中国营业、或从事中国新闻报道的外国媒体不得不有所顾忌。
最近得到广泛报道的美国彭博社压下中共最高领导层与中国超级富豪的财产关系的事件，就清晰地反映出中共的绝对权力对外国媒体的影响。彭博社总编辑甚至将当今中国比作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并向其记者暗示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要把这一点牢记心间，以免给自己或给通讯社招致灭顶之灾。
在报道中国新闻的时候，外文外国媒体在中国除了不得不面对中共当局的绝对权力之外，也面临上述的那种难以逾越的文化和语言鸿沟。
虽然及时而高质量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填补这种鸿沟，但在宽广而有利可图的中国新闻领域，文化和语言鸿沟依然是难以逾越。有这种鸿沟在，即使有及时而高质量的翻译，也难免让中国的受众感觉外国媒体报道或评论中国的事情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
中国人对中国新闻当然是感同身受，用自己的语言评论起来更到位。上面援引的两则从中国互联网上随机抽取的网民言论就是典型的例子。优秀的中国网民基于自己对中国国情的精微精深的了解，对中国公众的精微精深的了解，总是能用中文作出外国人难以企及的精当评论。用一位媒体业界老手的话说就是，“外国媒体的中文版再好看，也不会比中国网民的言论更好看，外国媒体如今都在抄袭中国网民的言论。”
外国媒体克服这种文化和语言鸿沟的唯一途径是雇佣中国本地记者专门为中国受众生产内容。然而，在可见的将来，还难以预期中国当局大幅度放松对外国媒体的各种限制，其中包括有形或无形的对雇佣中国当地记者的管制或限制。
显然，外国媒体还在冥思苦想如何突破中国市场这种特殊的政治和语言文化的壁障。
*中文外国媒体*
中文的外国媒体是指服务器设在国外、不受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控制的中文媒体。这种媒体包括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也包括华人组织或个人开办的中文新闻网站或博客（即广义的自媒体）。
为了讨论方便，本文讨论的中文外国媒体将局限于中文的网络媒体。
中文外国媒体不受中共的管制机构的直接管制和压制，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应比中国国内的媒体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和言论多样性。然而，实际情况显然比理论更复杂。
习近平到大众化包子铺吃包子，中文的外国媒体也予以大量的报道。纵观中文的外国媒体的报道，可以说，除了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等少数例外，大多数中文外国媒体都展示出明显的原创力缺乏。这种缺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有意无意地重复中国官方的宣传；
2）炒外文媒体的冷饭（即翻译、抄袭或重炒外文媒体的报道或评论）；
3）炒中国网民的冷饭（即抄袭剪贴或炒中国网民的言论）。
至少从一时一事来看，人们很难判断有意无意地重复中国官方的宣传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中共的影响或操控，还是业者新闻价值观问题。但炒冷饭无疑是新闻专业水准不够的一种表现。
新闻专业水准不够，原创力不足，导致太多的海外中文媒体每遇到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便只能以反应式、跟班式的报道应付。太多的中文外国媒体或媒体人长期以来把人家报我也报、依样画葫芦、鹦鹉学舌或电脑文字处理剪贴作业当作新闻报道。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文外国媒体最好的中国新闻报道是单纯的翻译，即翻译外文外国媒体的报道。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文外国媒体往往是等而次之，依样画葫芦，将外文外国媒体做的报道重新炒做一遍，没有新角度，没有新语言，没有发现，新闻写作的质量明显次于外文外国媒体。
重炒外文媒体的冷饭如今成为中文媒体最常见的运营模式。冷饭新闻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比热饭新闻晚，比如，晚两个小时，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七十二小时，甚至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然而，炒冷饭的问题主要还不是晚，而是缺乏新意，不能给受众新知。套用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一个有名的句型说就是：低劣的新闻报道都是相似的，优秀的新闻报道则各有各的新意。
新闻的灵魂、新闻的本质是新知。假如能给受众新知，新闻事件发生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之后也可以写出好新闻。但是，假如不能给受众新知，即使是新闻事件发生一个小时、10分钟、5分钟之后写出的东西也可以是炒冷饭。
在通信技术不发达、信息流通不那么通畅的时代，冷饭也有价值。在很多情况下，对很多人来说是炒冷饭的新闻甚至也可以权充很多人的热饭。然而，在今天这个时代，互联网几乎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获取地球另一边的新闻易如反掌，转瞬即得，消息灵通的人太多，冷饭被识破的时间无限缩短。
与此同时，好新闻则是“好饭不怕晚”。我们先前已经看到，在杨玉环死去一千二百多年之后，陈寅恪硬是根据当年有关杨玉环是否是处女的八卦写出了好新闻，因为陈给人们提供了新知。
*中文媒体认识误区（1）*
中国网民对中国公共事务发出的评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政治评论。然而，限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外文外国媒体对中国网民言论除了简单的援引之外似乎难有更好的用途。
与此同时，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网民的精彩言论对中文外国媒体也构成了极大的、而且显然是难以逾越的挑战。这种挑战的主要表现是，因为语言和文化的相同，中文外国媒体的写手基本上是清一色地对中国网民的精彩言论照抄照搬---写手们似乎都被中国网民震慑住了，只能拱手投降。
就习近平包子的新闻而言，读者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中文外国媒体对中国网民的精彩言论都是这种处理方式。
这种处理方式在中文外国媒体的报道中有两个变体：
1）整个报道从头至尾就是单纯照搬照抄中国网民言论，没有其他内容；
2）报道前半部炒外文外国媒体的冷饭，后半部照搬照抄中国网民言论作为冷饭的补充。
照搬照抄可谓一种原汁原味的模仿。英语有言，“模仿是最真诚的恭维。”话虽如此，媒体或媒体人的职责显然不是恭维，而是报道新闻。恭维不是报道新闻。
中文外国媒体的这种不尽人意的表现，显然是源自华人圈中一种对什么是新闻报道的认识误区。这种认识误区可以用非常受中国观众喜爱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柴静的一本书的书名《看见》为代表。
柴静显然认为，新闻报道的本质或宗旨是记者“看见”，或记者代观众“看见”，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让更多的人知道。显然，在直接照搬照抄网民言论的做法，也属于这种“看见”式新闻报道。
然而，这种对新闻报道的理解显然大成问题，显示了柴静以及许多的华人媒体人对这个问题没有想通，没有想好。
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能够在第一时间“看见”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能将自己的“看见”与世人分享，这岂不是说，记者越来越成为一种可有可无之人？
再者，“看见”本身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没有多少价值，关键问题是看见并看出门道来。中国的老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其实已经说出了这个道理。
在当今世界，世人显然跟以往一样更需要的是能“看出门道”来的记者，而不是单纯“看见”的记者。假如单纯追求看见，一台300美元的自动摄像机就可以胜任愉快。
换句话说，只是单纯“看见”的记者越来越不值钱了，就像可以顶用的摄像机价格也越来越低廉了一样。记者单纯追求“看见”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文媒体认识误区（2）*
“看见”型的新闻报道观显然是错误的。鉴于这种错误的观念依然是在华人媒体圈中“深入人心”，有必要在此进行进一步的申说。
前面已经提过，新闻的本质在于“新知”。但新知往往不会从纷纭复杂的事物中自动跳出来将自己呈现给世人。新知需要挖掘、发现才能呈现。
挖掘和发现当然需要机遇。然而，法国大科学家路易·巴斯德有一句名言说得好：“机遇只是青睐心里早有准备的人”（La chance ne sourit qu'aux esprits bien préparés）。
巴斯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只能发现心中已有的东西；假如心中没有东西，就算是东西摆在眼前，人们也会几百年、几千年视而不见，发现不了。
巴斯德所说的这个道理在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当中都可以找到无可辩驳的例证。
科学研究方面最著名的例证包括青霉素的发现---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1928年发现，他要培育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因为遭到一种青霉菌的杀灭，而没有像他计划的那样生长。
这种现象先前不知道被多少人、多少科研人员看见过，但谁的心中都没有青霉菌的用途，于是也就没能发现青霉素的用途。只有来了心中有物的弗莱明，青霉菌的妙用才被发现。后来挽救了不知多少人生命的青霉素就这样诞生了。
人文研究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甲骨文的发现---先前中国中原地区出土很多刻有奇怪纹样的甲骨；这种被许多人看见的奇怪的甲骨被普遍认为是“龙骨”，并被研磨成粉当作中药。
但到了20世纪初，罗振玉等人心中有物，想到那些奇怪的纹样可能是古文字。于是，甲骨文就被发现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明史就这样添加了一个绚丽的新篇章。在此之前，全世界这种古老的文字记录不知被多少中国人吃进肚子，变成了粪便。
上述的新知需要挖掘和发现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新闻报道，适用于中国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必须是一个挖掘和发现的过程，必须是超越简单的记录（在电脑时代就是超越简单的文字处理剪贴），必须超越简单的“看见”或“事实陈列”（实际上，“事实陈列”从来就不可能是简单的，但这是一个更为复杂而有趣的问题，本文不能详谈），必须写出故事背后的故事，必须为受众提供新闻背景，提供思想线索，提供更富有启发性的观察角度。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网民的言论报道。也就是说，记者必须是报道新闻，而不是抄袭或炒冷饭。中国网民的言论必须是记者赖以争取获得新发现的起点，而不是发现的终点；记者必须向受众提供新知，虽然新知的成份或佐料不妨是网民的精彩言论。
*新闻报道与发现*
在这方面，来自经济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例子或许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不知道有多少亿普通人或专家“看见”过这种现象。
但是，在亿万“看见”的人当中，只有印度裔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发现，在当今世界，大饥荒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政治现象；在人民可以选择政府的国家，在媒体可以自由地监督和抨击执政党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大饥荒。
阿马蒂亚·森这种诺贝尔奖级别的超级发现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其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有两点对本文眼下的讨论特别有参考价值：
1）他所看到的现象是有史以来一直摆在世人面前的现象，但这种普遍现象所蕴含的好像是至浅至明的道理，却需要有一个心中有物的人来发现；
2）他的伟大发现一旦公之于世，便立即会有所向披靡、不可抗拒的力量。
当然，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媒体人不是阿马蒂亚·森，不能在每一次报道中都做出他那样的重大发现。更何况阿马蒂亚·森本人也不是天天都做出重大发现。
然而，媒体人不是阿马蒂亚·森这一事实并不能让媒体人可以推却发现新知的责任。从事新闻报道的人必须在每一条新闻里发现或大或小的新知，从而让新闻是新闻，而不是冷饭或制造文字垃圾。
具体到习近平包子的新闻事件而言，从事报道的媒体人当然可以做出很多或大或小的发现。例如，在中国国内外有关习近平包子的众说纷纭当中，有一位记者得到了这样的一种独到发现：
“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及其政府官员平时吃的东西都是特供的，跟中国大众吃的是不一样的，民众吃有毒食品，官员的食品则是特供安全食品；因此，习近平吃一次民众吃的包子才算是一种大冒险，才会成为重大新闻。”
这样的发现虽然不可跟阿马蒂亚·森的发现相提并论并驾齐驱，但也跟森的发现有共同之处，这就是，1）隐藏有关道理的现象是世人共知的；2）有关的发现一旦公布，便有所向披靡、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使是中共宣传部门的总管也无法否认有关的发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网络为平台获取信息，发表言论，中国网络动态成为中国新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假如不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话。与此同时，网络动态这种新生事物对从事中国新闻报道的媒体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以中国网络动态和网民言论为报道对象的媒体是否能达到及格或合格水平，实际上取决于相关媒体或媒体人是否能把握中国国情的大图景，驾驭中国网民的言论，赋予网民的言论新的阐释，新的意义。
只有这样的报道才算是合格的新闻报道。而真正合格的新闻报道总是受读者的欢迎。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众多的中文读者虽然自己也能读网民言论，但仍然喜欢读有关中国网民言论的新闻报道。（美国之音中文网一度向全世界的中文读者提供这种新闻报道。）这个道理就跟虽然有许多观众看过著名电影或电视节目之后依然喜欢读有关的报道和评论一样。
可以说，在这个互联网大普及的时代，在新媒体技术发展、应用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新闻记者面临许许多多新的挑战，但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最古老的挑战。如今的记者跟二百年前、三百年前的媒体人面临的挑战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如何更好地为受众提供新闻背景，提供思想线索，提供观察角度，提供故事背后的故事。
这种挑战是对媒体人的想象力、原创力、学识、知识、见识的挑战。可以相当保险地说，这种挑战几百年不变，今后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这种挑战要求媒体人要不断学习，刻苦用功，不能耍小聪明，更不能不懂装懂，以炒冷饭或抄袭充当新闻报道。
*中国新闻：挑战与展望*
从目前来看，由于中共专制独裁、钳制舆论的限制，本应是生产最好的中国新闻的中国媒体在可见的将来难以拿出最优秀的中国新闻，中国的媒体在可见的将来将不得不继续扮演中共的工具或喉舌的角色。
与此同时，中国网民通过自媒体进行的报道和评论无疑属于最优秀的。但由于中共举世无双的网络言论控制，中国网民往往不得不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方式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他们的言论因此往往容易碎片化，难以形成持续的巨大的舆论场，难以对社会变革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最好的、最全面的中国新闻依然来自外文外国媒体，因为外文外国媒体记者在可以进行自由的新闻报道的媒体人当中显然水平最高，训练最好。然而，在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消息灵通的中国人来说，外文外国媒体的中国新闻难免让他们感觉滞后，而且还有隔靴搔痒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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