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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务虚会上推波助澜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剑英同志建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解决党内思想上的分歧。本来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召开，因故没有开成，延至三中全会之后召开，进一步解决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胡耀邦上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第一把火，就是开了一个震动京师、远播四方的理论务虚会。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
于光远是会议十一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他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会议成员中自下而上地推波助澜。
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引言》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两个“凡是”。主观上可能是出于宽容，但也是政治上的天真，后来胡耀邦就吃了这种天真的苦头。这一点上，会议的参加者并没有为胡耀邦所局限，一开始就炮轰两个“凡是”。小组会的第一天上午，于光远和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华楠（《解放军报》总编辑）、曾涛（新华通讯社社长）、王惠德（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六人联合发言，分别于所在的小组同时宣读。联合发言的题目很朴素《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第一部分梳理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争论的由来。第二部分列举了十个方面的事实，说明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对立的政治意义。内容很尖锐。发言整整讲了一个上午。与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遭遇战不同，这个联合发言奠定了较高的起点，引起热烈讨论，进一步清算了两个“凡是”。
理论务虚会讨论的更为重大的课题是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检验三十年来的是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理论等各个领域。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于光远向会议提供了一份《国家消亡问题笔记》。我还没有看，简报就被收回了。我问他本人，什么内容？为什么要写这个笔记？他说，他是为了批评对国家的迷信。他引经据典，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论证国家的消亡。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最人道的方法消灭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何时才能消灭阶级？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国家机器消亡的开始”（这是“十月革命”以前的说法）。现在天天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国家机器，消亡何时开始？不料这个《笔记》触犯了胡乔木的神经，说于光远主张要立即“消亡”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严重错误”向上报告，还下令收回简报，违反了理论务虚会预定的规则。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有针对性地说：“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被邓小平评为“不行了”的胡乔木又行了，被邓小平否定了的胡乔木起草的报告又复活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在新形势下，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新的论证，“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于光远搬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批评对国家的迷信，被指责为“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项原则，而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成了“旧书本”，可见他们所坚持的并非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还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项原则，也是与国家的消亡背道而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可见，“要费尽……心血”去论证的邓小平理论是什么东西！
理论务虚会是分五个小组进行的，以简报交流。但印发简报有一个时间差，不够及时。每天晚上，于光远的周围总是聚集了各组的人，互相串联，互相提示，实际上是在左右次日的小组会。他出主意，鼓励大家开专题讨论会。张显扬、王贵秀出告示，开过一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专题讨论会。他还主张贴大字报，因为富丽堂皇的京西宾馆找不到贴大字报的地方，作罢。当时我们是中青年，于光远已进入老年，他却比我们更能熬夜，更加精力充沛。理论务虚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本来这些被胡耀邦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闯将”的人们，分散在各部门、各单位，人自为战。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互相启发，互相鼓舞，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思想解放派群体。后来，思想解放派被邓小平称作“自由化分子”，以至处置的时候，必须采取各个击破、调离北京、发配外地的办法。
公认的“百科全书式”学者
于光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和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人们认为，在众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中，只有他是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本人干脆承认下来，在他的网站上开设了一个“百科讲座”。
于光远原名郁锺正。在大学时代学的是理论物理，他的同班同学中，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有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一九三六年，清华大学周培源教授赴美，曾携带一批学生的论文，请爱因斯坦审阅指导，其中就有郁锺正的一篇。一九三五年，郁锺正参加“一二九”运动。他自己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彻底放弃了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从此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更名为于光远。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参加自然科学研究会，是为平生从事学术活动的开始（一九八六年，众多友人为他举行了“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早年，他的学术兴趣是从自然科学延伸到哲学。哲学奠定了他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基础。所以，于光远网站的“百科讲座”是从哲学讲起的。
五十年代，于光远专注于经济学的研究。以哲学为理论基础，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经济学方面开花结果。苏联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时，以苏联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神圣不可侵犯。于光远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不是两种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他的研究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框架为体系，已臻于成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却不成体系。于光远专注于此，着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卷。从一九八一年起，他不断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特征，并主张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一九八七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成为赵紫阳主持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重要内容。一九八八年，于光远及时出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进一步加以发挥。此书被经济学界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于光远的研究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并屡有创见。更为可贵的是，在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中，于光远敢于坚持真理。
经济学家董辅礽在临终前写了一篇《守身为大》，讲到于光远和他自己：
他（于光远）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我曾参加过一个高层机构对他的批判会。我是唯一一个以陪他受批者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激烈时，有位批判者竟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于光远也拍着桌子回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节操，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顶住了要我批判他的压力。
叙述生动，可惜语焉不详。是什么高层的批判会？于光远因何受批判？何时？何地？何人拍了桌子？光远如何回击？当事人董辅礽和于光远都已不在，无从深究了。
另一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与于光远均为学术第一流，但持有不同的观点，常有争论，并不“带有核弹头”。后来，居然开出问题清单，一一争论，开经济学界追求真理、平等讨论、友好合作之风气。
于光远还努力开拓经济学的众多分支，思考或支持一些新的学科。他应邀参加地矿经济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发言时第一句话就说：“‘地矿经济’应改为‘国土经济’”。众皆愕然。现在，“国土经济学”已不令人陌生了。此外，他还致力于生产力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于光远知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至文化大革命中还要分门别类召开批判会，批判的次数极多。
有一次，他赴会时，门口的红卫兵向他要票。
他说：“没有。”
“没有就不能进去。”
“你不让我进去，你们的会就开不成！”说着，转身要走。
红卫兵听他口气很牛，问：“你是什么人？”
他挺着胸脯：“我就是于光远！”
赶紧请他进去。于光远后来写到：“我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进去之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于光远特别强调，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具有科学精神；以科学为职业而没有科学精神，是不能称之为科学家的。他常常说，一生中有两件丢脸的事。一九五八年，他曾写文章鼓吹小麦高产。还有，他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向毛主席汇报：山东某地将苹果和南瓜嫁接，苹果长得南瓜那么大，而南瓜带有苹果味。这是从材料上看来的，后来成为笑谈。他说：“这些丢脸事，我记了一辈子，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发生这件事情后，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且要重视捍卫科学精神。”为了捍卫科学精神，八十年代，于光远挺身而出反对伪科学。钱学森请他去看特异功能表演，说是“眼见为实”。于光远说：眼见不一定为实，还要以科学精神作判断。魔术师表演空中钓鱼，你“眼见”了，能相信“为实”吗？人家自认是魔术，并没有说是特异功能。
从他的诸多头衔可以看出科学上的涉猎广泛。他先后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太平洋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长或会长。他还是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民族大学名誉校长，又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兼职教授。他的兼职实在太多了，哪能管得过来，有人嘲讽他“只下蛋，不孵鸡”。
于光远不仅在新兴学科方面，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就是在传统学科方面，他也能挥发新意。例如，他说哲学是“聪明学”，是教人变聪明的学问。他曾尝试记“聪明日记”，磨练哲学思维。经过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变聪明了。不过，有时聪明过头了。他创造了一个概念“哲学学”，是以哲学为研究对象。“哲学学”也可以成为研究对象，那就是“哲学学学”，再以“哲学学学”为研究对象……，有完没完？他的论战对手钱学森，也喜欢巧立名目，提议创立一门“物理学学”。当然，“物理学学”也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又衍生出无数的“学”。但他们都没有写出“哲学学”和“物理学学”的著作，“哲学学”、“物理学学”这些抽象概念蕴含着无穷的推论。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哲学学”、“物理学学”研究的内容历来都包括在哲学和哲学史、物理学和物理学史的研究之中，没有必要另立门户。
在中国的学术界，于光远是以多产而著称的。晚年还出版了几本散文集。他向女作家池莉讨教写小说的技巧，跃跃欲试，又想写小说。八十六岁时还表示要做“二十一世纪的文坛新秀”。他出了将近一百本书，著作超身。也像其他的多产作家一样，写得太快、太多了，光远的有些作品未免粗糙，而且重复太多。
不知疲倦的公共知识分子
于光远是一个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的学者，不仅学术研究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且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改变现实，直接干预社会生活，俗称多管闲事。他是以官方学者的身份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入于内而出于外。健康允许的时候，他每年至少以三分之一的时间走南闯北。到了行动不便的时候，还誓言：坐轮椅，走天下。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就是根据他的倡议建立的。海南省的海岛开发和旅游事业也借鉴了他的意见。
他的自我鉴定，特点是“二表”：第一，好表现；第二，爱表扬。他到处发表意见，就是为了“表现自己”，用学术的语言，叫做“实现自我的价值”。他的意见得到社会的承认，受表扬，又更加“好表现”。朋友们调侃：“人家是‘一表人才’，你于光远是‘二表人才’！”其实，常人都有这“二表”，并非于光远所特有，只不过自己不说。于光远的真正的特点是坦率。
一九八九年，于光远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抗议运动。“六四”以后，他与李昌、李锐、杜润生一起，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受到批判。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大学领导体制的质疑。一九七九年，全国许多大学发生党委书记和校长的矛盾，只有清华除外，因为清华的党委书记刘达兼校长，这才没有矛盾了。这种矛盾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特别突出。在北大人称“二周不和”，“二周”即党委书记周林和校长周培源。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都是事业心很强的教育家，越是想做事，党委的掣肘越是叫你做不成事。于光远多次来北大考察，这不是属于他的职务范围内的活动。他认为，这种矛盾根源于大学的领导体制。邓小平为大学规定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本身就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党委有权领导，但不须负责；校长必须负责，但无权领导。
在体制不可改变的条件下，于光远硬要插一手。他找当时负责科技和教育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我来帮助缓解北大的矛盾。”他提了两条建议：一，让周培源进党委，担任副书记；二，让郭罗基出北大，到马列所做研究工作。方毅接受了他的建议。
第一条建议实现了。于光远认为，校长担任党委副书记，可以消除矛盾。但实际上局面丝毫没有改善。党委机关只听党委书记的，不听周培源这位副书记的，他们说周培源是“党内的民主人士”。他们常常趁周培源不在校的时候，开会讨论，作出重大决定，副书记完全被架空了。
第二条建议没有实现。我在北大，被认为和周培源一起，是矛盾的一方。我在公开场合曾扬言：北大办得最好的时候是蔡元培当校长。蔡元培只身赴任，没有一个政工干部，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当然也没有党委。这一番言论，被党委指责为“反对党的领导”。我又被说成“给周培源出主意的人”，故必欲除之而后快。于光远对方毅说：“郭罗基是研究型人才，陷在政治斗争里面可惜了。让他到我们马列所来，与北大脱离关系。”他当时正要去西欧访问，准备到瑞士找个大学，让我去讲学一年，题目都想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瑞士没有去成，后来我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应校方要求，我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课程。这个题目好像注定是我讲的。）光远还说：“郭罗基人都不在中国，北大再有什么矛盾扯不上他了。”他从西欧回来，秘书胡冀燕告诉他：“郭罗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很轰动。”他说：“不好，要坏事了。”他熟知共产党内的规矩。果然，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要人事局向北大发调令，院长胡乔木反对。幕后还有更大的动作。邓小平说，要把北大矛盾的双方都调开。党委书记周林调教育部当副部长（这是中国的怪事，一个大学管不好，就去管全国的教育。教育部还有另外两位副部长张承先、黄辛白也都是在北大被群众轰出去的。）周培源是著名科学家，不好动，那就把给他出主意的人调开。这就是指我了。彭真说，干脆把郭罗基调出北京。因为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触犯了他所主持制定的《刑法》。我在文章中说：“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要动手抓人。”彭记《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确立了“反革命煽动罪”，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要动手抓人，还要判刑。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说我不仅是北大的“不安定因素”，还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于是将我和我的全家发配南京。
我到南京，邓小平对教育部和江苏省委有三条关于郭罗基的指示：第一，不准发表文章；第二，不准当领导；第三，也不要歧视。太可笑了，前两条已经歧视了，却说“不要歧视”。是不是说，我邓小平可以歧视，你们就不要歧视了？下面对上面，主要是看脸色，不在乎几条指示。我在南京，实际上是被软禁。台湾的左派陈鼓应当时在北大哲学系当教授，他到南京来访我，被告知：“郭罗基外出了，不在南京。”其实我所在的地方离他只有三十米。光远没有忘记我，两次请我去北京。他让人带信给我：“你不要去请假。你请假，他不准，反而不好办。你就走人，到时候说，我回来了。”第一次，一九八六年，参加“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第二次，一九八八年，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名曰“文化座谈会”，实际上是为翌年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作准备。这个座谈会规模不小，到会一百多人，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都出场了，除了我以外，还有朱厚泽、王若水、吴祖光、苏绍智、张显扬、阮铭、孙长江等。光远请我来，又关照我不要讲话：“人到场，坐在那里就是示威。你讲话很难得体，调子高了，上面会打棍子，调子低了，又有人会说你妥协了。一言不发，叫人莫测高深。”我不讲话还有人来查问，当时的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说：“郭罗基怎么又出来活动了？”于浩成回答：“郭罗基是活人，是活人就要活动，有什么奇怪的！”于光远说：“是我请他来的！”这二于，一庄一谐，把胡启立的查问顶了回去。
周培源的校长职务虽然没有动，但他实在干不下去了，不得不辞职，之后执意搬出北大。后来北大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没有矛盾了，因为校长都俯首帖耳听党委的了。例如吴树青。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大会批判于光远等人，那些老家伙根本没有批判能力，于是从人民大学搬来救兵，让吴树青等人“列席”。吴树青批判于光远特别卖力，被教育部看中，任命为北大校长。他一上任就协助政府镇压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学生。“五四”运动时，北洋军阀抓了三十二名学生，蔡元培以身家性命把他们全部保释出狱。可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和没有党委领导的校长绝然不同。
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怀抱理想、充满热情参加了追求共产主义前途的革命运动，多少人遭革命敌人的迫害、杀害而牺牲了；于光远没有牺牲。没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又有多少人被革命吞噬了；于光远虽也受到革命的煎熬，毕竟没有被吞噬。没有为革命而牺牲、又没有被革命所吞噬而在革命胜利后掌了权的，多少人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于光远虽也栖身于官僚体制，始终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关怀。共产党和共产党垄断的政权腐败了，多少人心灰意冷，放弃理想、丧失热情；于光远以“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自居，奋斗终生。于光远对历史的疑难、人生的坎坷进行了理性的思考，都有自己的解答，所以才能不改初衷，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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