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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 资料图片
自称“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于光远，奋斗到九十八岁，马克思有请，去了。
于光远之所以自我标榜“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是对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弹，同时也是对于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同道、未死而已“悔改”者的怅然不屑。他与官方马克思主义者胡乔木之流又是格格不入的。
虽然于光远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声称“并不负责培养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有心人毕生的追求。
一九九二年，我离开中国之前，到史家胡同拜访了他。
这次见面，主要的话题是谈电脑。我也可算是新潮老头了，六十岁的时候学会了使用电脑，而三四十岁的人大多不会。那时还没有Windows, 也没有Internet, 电脑只是用dos来写文章。我极言电脑之妙用。光远历来对新事物感兴趣，听得很入神，不时赞叹。他问：“电脑写文章究竟有多快？一小时几千字？”我说：“你这就外行了。用电脑比手写当然要快，但究竟有多快，不是决定于电脑，而是在于人脑。脑筋转动得快，输入得快，电脑的出品就快。有时思维卡壳了，两只人手在等待人脑的指令，电脑也只好停工待料了。”他忽然兴奋起来：“哈，找到反驳的根据了！”我以为他要反驳我的什么论点，不是。他说：“钱学森认为电脑可以代替人脑、胜过人脑。听起来有点不大对头。因为我不会电脑，被他唬住了。照你的说法，人脑思维的结果输入电脑，电脑才能工作。这道理，就像机器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不能代替体力劳动一样。电脑也不能代替人脑的脑力劳动。”光远有一枚闲章，曰：“无时不思，无日不写”。他的脑海里，常常有许多问题在翻滚。一旦触及某些信息，立即产生敏感的联想。我说：“不光是这样，连电脑工作的程序都是人脑设计出来的，总不能让电脑为人脑设计程序吧？”这一层意思，他还不太明白。
光远比我更老，而且更新潮。他以耄耋之年学会了电脑，还开设了“于光远网站”www.yuguangyuan.net 他在《我要现代化》一文中说：使用了现代化的手段，思想上的现代化也随之前进了一步。
临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笑着说：“我们来比一比手劲！”不久前，他因患乳腺癌（没错，男人患乳腺癌是罕见的）动过手术，表示满不在乎，藐视癌症。光远给自己戴过两顶帽子，除了“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文革中蹲“牛棚”，他经常哈哈大笑。一位难友提醒他：“你不要笑，他们会说你态度不好。”光远表示虚心接受。不一回，他又笑了。所以光远自己都觉得“不可救药”。八十八岁时又发现直肠癌，切除手术完了，他笑了一笑，说“做了一小时断肠人”。正是凭借“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使他战胜了药石无效的癌症、中风等等，得以享有高寿。我不想让他发力，说：“这一次不比了，你好好休养，下一次再比。”我出国后就回不了国，与光远再也没有下一次握手，谁料得，从此成永别！
我在他那里见到胡耀邦《戏赠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的手迹，幽默诙谐。词曰：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
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牵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
浊酒一杯信天游。
我说，让我抄一份。他说，不用抄，我这里有打印的，你拿一份去。这一页词稿，保存着我对于光远还有“戏赠”他的胡耀邦这两位可敬人物的无尽思念。
斯人已去，功业永存，往事如焰，熠熠生辉。
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推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于光远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大显身手。
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是一九七八年，实际上从一九七七年初的拨乱反正就开始冲破思想牢笼。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迫切需要澄清在经济问题上的一系列混乱，否则大家没有饭吃了。于光远找来经济学家冯兰瑞、周叔莲、吴敬琏等人，议论如何拨乱反正。他们选择按劳分配问题、唯生产力论问题，作为突破口。这本来是一些常识问题，当年却经过密谋策划，发动大规模的讨论，才回归常识。
毛泽东在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鼓励张春桥批判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认为“按劳分配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姚文元的文章中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这种理论和根据这种理论制定的政策，严重地挫伤了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以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大寨评“政治工分”，作为先进经验推广。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治表现分配。除了按政治分配，还有按资格分配、按地位分配，等等。一九七七年二月，于光远作为主要发起人，推动经济学界进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在北京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集会。这一讨论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多年积弊，导致政策改变，端走“大锅饭”，恢复奖金制，激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
接着，又进行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讨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中有一条“抓革命，促生产”。只有首先抓革命，然后才能促生产；如果不抓革命光促生产，那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时，就说“已经具备一定条件”。结果，成了生产关系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脱离生产力起决定作用。反对这种理论，又是“唯生产力论”。生产力论是正确的理论，四人帮和康生加个“唯”字，“唯生产力论”就轻而易举地否定了生产力论。再如，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存在取决于条件，条件论是正确的理论，他们加个“唯”字，“唯条件论”实际上以条件论作为批判对象。其实，加个“唯”字还是不足以否定生产力论、条件论，就像物质论也可以叫做唯物论。经过讨论，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等等都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于光远还创立了一门“生产力经济学”；后来又成立“中国生产力经济学学会”，自任会长。
在一个时期中，经济学的讨论异常热烈，学术界盛传“经济繁荣，哲学贫困”之说。哲学是“在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拨乱反正进行到一定时候，哲学登场了。一九七八年五月，掀起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从根本上摧毁了贩卖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的方法论，在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成思想大解放，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
起初，真理标准的讨论遭受政治上的压制。当时的权势人物华国锋、汪东兴定下了一个“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意思是看谁跳出来，看谁跳得高。对于已经表态、已经卷入的的，则另有一种脸色。“凡是”派的要员说：关于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五月中旬，于光远协助方毅（负责科技和教育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召开“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联席会议，研究科技界如何投入真理标准讨论。在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中，方毅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巨响：“毛泽东是暴君。”所以，他的眼光特别敏锐，在他管辖的领域，极力以真理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七月五日到二十一日，由于光远主持，全国一千五百多位科学家、哲学家参加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引起热烈讨论。正当真理标准讨论阻滞之际，科技界成为一支活跃的方面军。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胡耀邦曾引出生产目的的讨论，认为这是比真理标准讨论更为重要的论题。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通病是，一方面仓库里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市场上商品匮乏。实践提出了问题：生产的目的究竟是为国家还是为人？是为了完成国家的指标还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全国工业学大庆”的大庆经验中有一条：“先生产，后生活。”“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大寨经验中也有一条：“先治坡，后治窝。”总之，生产与生活是脱节的。于光远的思考更加深入，他认为满足人的需要必须落实到个人，要以个人所享有的使用价值作为社会经济效益的基础。计划经济的前提就是党和政府声称代表“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后来共产党还自称“三个代表”，一切都被共产党代表了，人民自身所剩几何？这一讨论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思想上的先导。
思想解放运动是步步前进的，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进一步还可以引向人的标准。实践是判定认识之正误的标准，生产力是判定改革之成败的标准，人是判定一切活动之价值的标准。确立人的标准，就是抓住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但由于胡乔木等人的阻挠，讨论紧急刹车陷于停顿。至今，中国没有确立人的标准，只有权力标准。
在历史转变关头的飞跃
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政治上的大改观。一九七八年十一、十二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历史性的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于光远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列席者，在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人们都误以为是党中央平反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殊不知这是于光远和北京媒体的几位老总善用计谋、偷梁换柱的杰作。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于十四日结束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工作的长篇报道，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新华社社长曾涛，邀于光远参加，秘密策划，将《北京日报》的上述一段话单独抽取出来，加上“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大标题，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十六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在头版头条。
中共北京市委的表态，本意是为悼念周总理而受迫害的人平反，不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因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多次说“天安门事件确有反革命”。《北京日报》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一语。制造“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雷厉风行的，平反就羞羞答答了。新华社报道后，有人指责媒体歪曲了北京市委的决定。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还打电话给曾涛，问：“新华社的标题有什么来头？”当他得知没有什么“来头”，赶紧向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汇报：标题是新华社加的，事先没有和市委商量。于光远所在的西北组，大家看到当天的报纸，兴高采烈，议论纷纷。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忍不住了，说：“像这样的大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言下之意这样的大事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
广大群众热烈欢呼，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表示对制造“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谴责。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接见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听取汇报天安门事件报道后的“群众反应”。反应是“一片欢腾”。同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顺水推舟，承认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而且说是中共中央常委批准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的文件肯定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而平反“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没有任何文件。实际上，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的，根本不是北京市委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常委的批准，而是由于几位思想解放派人士利用可趁之机而引发的“群众反应”。事过三十五年，应当说出历史真相。
第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凡是”派人士挑起论战，于光远和其它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的人们给予有力的反击。
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大约八、九月之间），邓小平找于光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人谈话，讲真理标准问题。他希望理论界在思想上沟通，找到办法来解决这场争论，不希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冒出来。事实是真理标准问题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开始就冒了出来，而且一直冒到底。足见邓小平对形势的测不准和对真理标准的不坚定。
华国锋和邓小平提出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通过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粉碎四人帮以后，“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和“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是普遍的呼声、突出的议题。邓小平复出了，曾与他命运相关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却不提了。
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讨论纷纷出轨，由陈云在东北组和胡耀邦在西北组带头，提出大量的政治议题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案件，例如：彭德怀和庐山会议，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中宣部阎王殿，陶铸问题，康生问题，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原本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毛主席的决策，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是不应该提出、不应该讨论的。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以实践标准对抗两个“凡是”。会议完全失控，主持人被形势推着走。不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就无法继续进行，华国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体会议上回答各组提出的十多个重大问题，或是平反，或是纠错。这是半年多来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胜利。
“凡是”派人士坐不住了。胡绳、吴冷西、熊复等人在不同的小组发难，非议和反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他们都遭到小组成员面对面的批评和驳斥。于光远所在的西北组没有“凡是”派人士，针对他们提出的挑战，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联合发言三次，于光远本人还有发言九次。他们的发言特别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最终，“凡是”派人士除了胡绳、吴冷西、熊复，还有李鑫、张平化、吴德、汪东兴都作了检讨。这是真理标准对两个“凡是”的决战决胜。
第三，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认为是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也是邓小平向华国锋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资本。世人不知，这一讲话是由胡耀邦和于光远担纲起草的，与邓小平原来的想法大相径庭。
中央工作会议还没开，十月底，邓小平就约胡乔木到家中谈讲话稿的起草，中心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胡乔木又差遣秘书朱佳木，由他口授，秘书笔录，多次修改，亲自定稿。胡乔木为邓小平准备的讲话稿中居然写道：“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是老调子。接着还要强调一句：“这一点无论如何不应忘记”。他说，工作重点转移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胡乔木把新时期的工作重点转移又纳入华国锋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轨道，到底是向前转还是向后转？十一月五日，邓小平偕夫人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访问去了，十一月十四日才回到北京。会议的前五天，他没有参加，不知道发生了大事。十六日，他还是按部就班找胡乔木修改讲话稿，基调不变，略加修饰，十九日完成。会议开了二十天，邓小平说这个讲话稿不能用了，而且还给了胡乔木一个评语：“看来他不行了。”胡乔木是奉他的旨意起草、修改讲稿的，他只说胡乔木“不行了”，不说自己到底行不行。
不管怎样，这时的邓小平尚能顺势而为。十二月初，他急忙对胡耀邦说：“这个稿子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胡耀邦找了于光远。这才找对人了。十二月二日，邓小平约谈胡耀邦、于光远，亲自写了一个提纲，提出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总共约五百字，用铅笔写在三张十六开的白纸上（于光远一直保存着这个提纲）。邓小平只是罗列了一些标题和问题，没有多少论点。胡耀邦、于光远又找来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和中央党校的阮铭等人，集体讨论，分头起草，三天完成。十二月五日，邓小平与胡耀邦、于光远等人谈修改意见，确定四个问题的框架，将提纲中的四、五、六、七归纳为第四个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十二月九日以后，他与起草者将初稿讨论了四个上午，进行修改。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副主席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抛了出来，题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题目去掉“开动机器”四个字，文中的“开动机器”改为“开动脑筋”）。
邓小平原先设想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到抓经济建设的战役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却实现了从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的战略转移。十一届三中会的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种结果，根本不是“总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而是胡耀邦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和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以后出现的形势造成的。邓小平贪人之功以为己有。
邓小平一九七七年七月复出以后，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甘当配角。中央工作会议推翻了两个“凡是”，华国锋作了检讨，“英明领袖”英明不起来了。现在邓小平要争当主角了。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奠定了他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地位。这个讲话中有一些警句，例如：“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结果，邓小平自食其言，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是因他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了。三个月后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反“左”到反右，是一变；两年后提出“反自由化”，从解放思想到反自由化，是再变；到了一九八九年出动野战军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竟大变特变了。以胡耀邦、于光远为首的那些起草人写下的警句本来就不是邓小平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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