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些分权制衡的理念乃是出于对暴政的恐惧。但如今，尤其是在西方，扼杀民主的敌人越来越隐蔽。一个是政府规模。政府持续扩张，导致个人权利受损，特殊利益集 团受益。另一个敌人是政府允诺空头支票的恶习，要么是发放根本承担不起的福利，要么是发动赢不了的战争（例如打击毒品）。选民和政府都必须认可限制政府扩 张权力的欲望。譬如，央行的独立决策成功遏制了1980年的通货膨胀。现在正是时候，应当在更大范围内限制政府权力。成熟的民主国家，与新兴民主国家一 样，都需要对民选政府进行分权制衡。

政 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限制。他们可以严控财政支出——例如瑞典已经承诺根据经济发展平衡预算规模。他们还可以引进“日落条款”，强迫议会每十年重审 一遍法律。他们还可以请求超越党派利益的委员会来设计长期改革方案。瑞典的独立委员会提出符合实际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大私人养老金份额，根据人口预期寿命 调整退休年龄，使得该国的养老金体系免于崩溃。智利在协调铜产品市场活力与民众希望分享利润的呼声之间做了很好的协调工作。该国还实行严格规定，确保适应 经济周期，指定专家委员会分析市场涨落。

对 于虚弱的民主国家来说，赋予智者与好人以更大权力，这难道不是一剂良药吗？不尽然。无私的规则可以防止人们选择导致破产和社会停滞的政府支出方案，或者保 护少数族裔免于迫害。但是，技术官僚的统治也有其局限性。在财政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领域，权力应谨慎行使，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一些权力向上集中，由领导人和技术官僚决策，那么另一些权力则应下方给普通民众，以取得制衡。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两股力量，不回避、不抗拒。既有的民主国家面临的两股力量——上层的全球化，下层的微观权力——如果取得平衡，就能够增强民主，而非破坏民主。

托 克维尔提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市镇集会对于个人自由的意义，就像小学的科学课一样；它教导人民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享受民 主。”市长的支持率通常是全国性政客的两倍。现代技术能够帮助实行现代版的托克维尔式市镇集会，推动公民参与与创新。过度的网络民主形式（每件事都要反反 复复的投票）可能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但技术和直接民主能够相互制衡，打个比方，独立的预算委员会可以评估发起投票的成本和可行性。

某 些地方政府正在逐渐取得平衡。最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加州的直接民主体制允许公民投票审议互相矛盾的政策，例如提高财政支出和降低税率，同时，封 闭的党内初选和选区划分滋长了极端主义。但最近五年，加州引入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其中一部分是慈善家、投资家贝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的功劳。加州设立“长期规划”委员会，制衡选票的短期利益，还引进了公开初选，并将划分选区的工作交给独立委员会。加州还成功实现预 算平衡——州参议院主席斯坦伯格（Darrell Steinberg）称之为“近乎超现实”的成就。

芬 兰政府设立了类似的独立委员会，为养老金体系的未来规划建言献策。同时，芬兰尝试利用电子化民主：议会必须审议任何超过5万人联署的动议。但需要做的工作 还有很多——结合技术官僚与直接民主，上层与下层的代表性——如果民主想要恢复健康的话。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过“民主不会永远存在。它会衰 弱、耗尽，然后自杀。从来没有哪个民主政体最终没有自杀。”显然他错了。民主是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伟大胜利者。但如果民主还想延续20世纪的辉煌战 绩，它必须在幼时得到一丝不苟的呵护，成年后孜孜不倦地雕琢。

（本文为《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3月1日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原标题《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