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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到1979，那三十年间，千千万万中国人如我曾祖父和我父亲那样，有着被外力剧烈改变的“改锹子”式动荡人生。而历史的宏大叙事总归会忽略掉普通人的记忆，不知道多少“改锹子”式的个体血泪命运湮灭在其中。
尔后，我们五个姐弟相继出生。以当时的政治环境，父亲从未对五个孩子的未来有过任何奢望与设想，在他心里，能平安种地即知足了。我还记得有一年他撰写的大门春联是：以农为本，修德立身。他设计的芸香居，房间东西对称，连柚树也是两边各栽一株，以备我们兄弟长大后各自分家立业。
自1980年代到1990年代，五个孩子中，除大姐外，我们四个相继考学跳出农门，吃上了让乡邻艳羡的“国家粮”。这个改变完全在父亲的意料之外。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完全放下过内心的忧虑与担心。
在书中《改锹子》这一节的最后一段，父亲如是忧心忡忡的写道：
“我想，这不是遗传，这是畸形社会的产物。大凡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到来，就必有改锹子出现。但求蹉跎坡的后代，不要再出现改锹子。”
三、“龙五”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合称地富反坏右，简称五类分子，又称黑五类，乃阶级敌人。现在的黑豆黑芝麻等几种黑色食品也简称黑五类，此为戏谑之语也。
黑五类其来有自，地主和富农这两类是土改的结果，反革命有历史反革命（简称历反）和现行反革命（简称现反）之分，历反是1949年后大规模肃反的产物，现反则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坏分子也是阶级斗争的成果，和其他几类的标准都挨不上的，大多归于坏分子，这是一个著名的口袋罪，其功能类似于后来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1997年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
右派分子则肇始于1957年到1958年的反右，这是我父亲的标签。我外公外婆是地主家庭，于是我母亲的标签即是地主子女，这是个非正式标签。
这种阶级成分标签，目的是将其归于贱民阶层，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格附加。每个活生生的人，其道德形象，手艺才华，个性风格，都被打上这个贱民标签，贯穿在他的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最后外化成见怪不怪的类型化人际关系。这就是1949年后施行了整三十年的种姓制度。
政治标签转为人格身份附加后，会有穿越时空的惯性。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写到盐早盐午兄弟从小被叫做汉奸，到成年后也一直被乡邻们叫做汉奸。本书《地道的外号》一节中，曾详述“坯分子”沈培文以及“反革命”沈富乔的来由，这些外号，也从政治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
五类分子需要经常集训，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中共九大后的文革后期，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五类分子队伍越来越庞大，集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山西作家毕星星跟我说，他完整地保存了从1964年“四清”运动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他们村里所有阶级敌人的档案。毕所在的牛头村一共2000多人，建档的阶级敌人有117人。这个数字既形象地说明了阶级敌人的具体存在，也很符合领袖搞运动以来一直喜欢的那个5%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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