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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视自己为正人君子，你对别人对你的评价不服气的话，你当然不会道歉。但将遇罗克置于死地的第一个人，正是你戚本禹。
在此附上《出身论》全文。
2014.3.9于德国
附文:
出身论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注: 1966年七月，遇罗克开始动笔写《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
1966年10月，改名为《出身论》。他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意在希望人们都能认真地研究家庭出身和社会问题。)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份子、高级知识份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下面我们就从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闻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同时受到了这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二、重在表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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