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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
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的份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或已经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出身和成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什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分论都没有道理，那么唯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分”，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分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不谈成分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分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既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何如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颂经似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型、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蹋了千里马，就是普通的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对于这个说法，广大的出身好表现也好的青年，是不应该反对的。你们真的以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在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了……”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禁不起风浪，容易动摇和变质，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他们保险吗？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了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了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的青年出身都不错，也不是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像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我们必须相信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力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像受过委曲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 “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四、“……”假使这就算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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