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风云人物陈小鲁、宋彬彬就其文革中的作为进行公开道歉一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评说。很多人对陈、宋的道歉予以了肯定与赞扬，认为这是清算文革的重要一步。

　　作为他们本人，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是其良心的发现与提升。

　　但是，若将这种道歉拔高为对整个文革的反省，则是一厢情愿的莫名其妙！

　　因为，“红八月”以及湖南道县发生的恐怖血腥罪孽，并非文革的全部表现，在那以后的近十年中，反人权的暴行，变幻为其他形式始终在不断上演，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若干年中，还在演出。

　　对于伤痕与诉苦，境外的人特别重视。因为，他们只要看到中国人受苦的故事就很满足了，至于历史的其他昭示，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兴趣。他们既不需要有什么感受，也用不着什么反思。

　　但是，中国人不能像外国人那样只做一名旁观者，而需要对文革的苦难，进行真正深刻的反思。

　　反思的前提，便是认识历史的真相。

　　真实的历史是，“红八月”与道县的血腥恐怖，只是文革苦难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文革苦难的全部与主干。

　　实际上，在整个文革的十年期间，不论在文革初，还是文革中，都经常发生当局一次又一次以各种运动名目，竟将数万、数十万普通民众与干部，打成所谓“新右派”、“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并将他们归于另册的恶性事件（包括1969年湖南抓捕判刑杨曦光，1970年北京枪杀遇罗克，1972年仅3000人的外交部就抓出所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51人、其他有“五一六”问题者1408人！）；经常发生当局以种种莫名罪名将普通民众与干部逮捕入狱的奇冤大案。在广西，甚至由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直接指示，出动军区部队，将数十万普通民众（造反派）当成“土匪”与所谓“反共救国团”，进行残酷围剿镇压，杀死打伤数万人！

　　很多人说到文革的苦难，就只说一些老干部们的挨批斗、被关押、下干校。而数量更多、涉及更广的普通民众无辜遭受到的悲惨苦难，则常常被当前的主流观念，予以有意无意的淡而化之。

　　导致发生“红八月”与道县的血腥恐怖以及动不动就将普通民众打成各种名目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与广西公然出动军队镇压老百姓的惨案等这类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文革前便充斥于整个国家的某些反人权的制度与理念！

　　例如，根本不拿所谓“黑五类”人员当人看的政策，不允许民众对党的领导人有所不满的制度。

　　甚至，在文革风暴前夕，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还在下指示，要在全国所有的中学，对教师进行分类、排队，清理所谓“资产阶级代理人”及出身不好的教师，以“纯洁”教师队伍。

　　因而，发不发生文革，这类苦难的出现，都是必然的。

　　例如，1957 年，并没有什么文革，但55万对党的领导稍有意见（甚至并未发表任何意见）的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便被打成了剥夺公民权利的“右派分子”！

　　因此，客观地说，最需要对文革苦难负责的，并不是陈小鲁、宋彬彬们，而是导致这些反人权罪孽发生的制度——包括制定与推行这种制度与理念的领导者！

　　而拔高陈小鲁、宋彬彬道歉的作用，实质上就是为最应对文革苦难负责的理念、制度及其制定与推动者，开脱罪责。事实上，从网上舆论可以看到，当人们热议与赞扬陈、宋道歉之举的时候，很多人便真以为文革的苦难，就是陈小鲁、宋彬彬这些人搞出来的，而不知或忘记了真正的元凶。

　　由此可见，在一个历史的完整真相尚属机密而被人为尘封之时，想要从这历史中获得真正有益的教训与启示，会有多难。而历史的某些局部碎片，却往往能轻易误导后人。

　　2014/1/27


　　（摘自《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