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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0年，为了最后一睹中国稀有的自然奇观和历史遗迹，我随朋友一道去参加了“告别三峡游”活动。记得当我们的游轮行驶在瞿塘峡内那最为著名的200米峡谷时，沉沉夜幕中豁然可见凌空绝壁上出现的一个个石槽形古栈道。作为三峡上最为深刻的人文景观，这种在三峡中留存最多也最典型的古栈道，不仅已然成为纯粹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人文奇观。我还看到了被称作长江三峡第一棺的悬棺，还有即将消失的丰都“鬼城”、白帝城以及姿态万千的小三峡……
在那次游历中，令我震撼于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而现在，那些三峡沿线数不胜数的文明古迹和自然美景，已经随着三峡水库的兴建而沉睡于水底，这不禁令人怆然不已……
我站在告别三峡的游船上，只剩下一种心痛的感觉。
然而，这一切变化都源自于个别最高领导人异想天开的浪漫遐想加自负狂妄。早在毛泽东时代的1956年，他就预言“高峡出平湖”而诗意地规划了长江三峡，而到他死后的二十多年之后，在智商平平的总理李鹏主政并力促下，三峡工程委员会不顾有识之士的多次规劝和反对，而霸王硬上弓地上马了。官方关于三峡大坝带来的利益——如控制洪水，提供电力，挖掘航运潜能等等，在反对者提供了许多难以达到上述目标的论证之后，仍然坚持规划这项工程。
最高当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动机和利益驱动，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敢于用长江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来赌博——吹嘘世界最大的水力电站将提高中国的形象和证明社会主义先进性云云。尽管这种先进性与科学决策与尊重自然规律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关系。
现在，三峡上的人文景观已经默默沉睡于平静的江水中，它只能把无尽的追忆和想象留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对此，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长期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冯骥才先生感叹道：“不管长江截流后会产生多么巨大的有益于生活的能量，但我们还是永远地失去了这条波涛万里的大江。我们被自己的一种构想逼上绝境，二者必取其一；最终我们选择了'生之必需'，而牺牲了养育我们至少7000年的母亲河。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它绝无仅有、风情万种的景观，而且还有承载着无数瑰奇而迷人传说的山山水水，永不复生的古迹，以及它对我们母亲般亲切无间的关爱。我们正在把它7000年的历史全部沉入100多米的水底……”
二
80多年以前，曾有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过，筑坝这种事，决策人要有两种本领，一是懂水利工程，知道造坝条件、水流条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坝修成之后对环境的作用。只有这两方面都懂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划对江河大动干戈的工程。而中国许多技术人员在三峡问题上尽管研究了几十年，实际上一直没有从水文地貌角度考虑问题。
清华大学留美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曾严肃地指出，“任何水利工程，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都希望坝体越短越好，否则为什么常在峡谷筑坝呢——这叫做充分利用峡谷效用。现在这种水库，凭空增加对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大坝，不经济之极。再加上百万移民。一个工程，光移民就占总预算的1/3，没听说过。我算了一下，几个因素加起来，在这里建坝发电的成本是同样功能电站的7倍！”
黄万里逝世前的最后几年一直在三峡问题上孤军奋战，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他警告，三峡工程必将贻害子孙。无论从自然地理观点，从流域经济规划，还是从国防的角度看，长江三峡高坝都永不可修。他说“孙中山可以倡议，毛泽东可以作诗，我们技术人员是负有责任的，但至今没有得到过一次机会。”然而，专制者们却不给他一次机会说话。最后，他只能这样徒叹奈何：“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在大量的阿谀和谎言面前，有时真话往往显得特别的寂寥。
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罢，但黄万里却锲而不舍。因为黄万里在得知三峡大坝要修建时，他先后三次致书中央高层，指出：“长江三峡高坝……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然而，寄出的信一封也没有回音。但他为了他挚爱的人民，已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仍惦记着长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他多次跟学生谈过：“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我看到这里，只有一个词：感动。感动于一个有民族责任感和知识分子良心的科学家对祖国所赋予的执着深情。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带着无尽的伤感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三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他在谈到三门峡的教训时这样回忆道：“1957年论证三门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主张根本不修，另有一位温姓工程师主张修小一点的低坝。后来大家坚持，我只好建议坝体下面的施工洞留着不要堵，但后来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洞堵死了，造成两年之后上游淤积和后来的改建。”当时由于追求政治上的正确性，排斥国内专家的意见，而盲从迷信苏联专家，导致的后果是不得不重新返工。
现居德国的王维洛工程师在他所写的回忆《历史揭密：三门峡大坝工程设计谁之错？》一文中告诉我们：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是由中国政府委托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设计的。按照国际惯例，水库大坝工程由于设计的错误而失败了，中方本有权力向工程设计单位索取全部赔偿。但是，中国为什么不向苏联索取三门峡大坝工程设计错误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为什么中国人只敢大讲特讲苏联人设计的错误，而连向苏联提出经济赔偿的这点勇气也没有？
另据原国务院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对三门峡大坝工程造成恶果的回忆中说，“1960年三门峡蓄水不久，就开始出问题了。到了1962年、1963年，三门峡淤积越来越严重。事实上，由于怀疑，三门峡的设计在1958年经过周总理主持修改，把三门峡蓄水位已经改低了，但是还是发生了严重的淤积。到了1964年春天，由于三门峡库区末端的淤积严重影响渭河两岸，甚至威胁到西安的安全……周恩来出国访问回来，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对三门峡忧心忡忡，说毛主席都讲了，三门峡真的不行就炸掉它”（参见钱正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
现在，从三峡工程的金钱的人力消耗来看，它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代历史上塑造的最宏大的形象工程，同时也空前绝后的专制产物。未来当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保全沿河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看着不得不炸毁的三峡大坝时，不知他们会怎么想？
四
毫无疑问，中共建三峡首先考虑的就是政治上的正确性，然后才是发电、航运或防洪的效果，最后才是对土地、环境和气候的破坏性影响。
中国和世界有一点不同，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多引用科学家的话，而中国的科学家反而喜欢引用政治家的话。这一点在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最近接受了《环球》杂志的采访中，居然以“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为题发表宏论：“现在中国的电力短缺，需要开发水能，需要修水库，这就不可避免要破坏一些环境和生态。这里有一个权衡得失的问题，如果过份强调保护环境和生态，那么水库就不能建设。我认为，遇到这样的情形，权衡轻重得失的标准，就应该是以人为本。胡锦涛总书记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注意把握好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在这里，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竟然用一位政治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讲话作为自己关于“人类和大自然关系的哲学问题”的理论依据，足以看出何祚庥先生的水平。有谁见过美国的科学工作者，引用布什总统的讲话为自己的理论做依据？又有谁见过德国的科学工作者，引用施罗德总理的讲话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
在美国的大学，如果一个大学生是用布什总统的讲话作为毕业论文的理论依据，那么他的毕业论文成绩则很难及格，因为他连做科学工作的ABC还没有掌握。
一直以来，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重要还是保主我们的母亲河的原始面貌这个原则问题的论争中，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与黄万里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院士张光斗。据“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文件中说：“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还有，三峡大坝淹没了多少肥沃的农田，他怎么没说？水位的不断升高带来多大的危害？他怎么一点不说！人为破坏了三峡原自然生态的后果，他更无意提及。
在此简单分析一下三峡的地形结构就可知道，三峡是一座人造的大山，它建在两山之间，拦道长江之上，其结果是——三峡这座人造的大山把成都和重庆的通气口给堵住了，使成都和重庆城市风不透，水不渗，一个原本湿润丰饶，旱涝保收的聚宝盆地区，如今行将变成盐碱干地。
人类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破坏大自然的可悲角色。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表现尤甚。因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但习惯于自己与自己斗，而且也善于与大自然——天与地斗。以共产党的理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表面上看起来人类在某种场合好象是战胜了大自然，然而，大自然的报复也是无情的。人类在与大自然的较量中，不可能最终成为胜者。这样的教训有史可鉴。据我在对三峡沿线的观察中，果然发现沿河的许多山坡上已被滥砍滥伐得近乎光秃秃的。这便是1998年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由来。
如今，三峡大坝这个巨型怪物就像一道蘧然嵌入长江的深深伤口，随时都有腐烂甚至溃疡的危险隐患。
对此，已有学者在警告：最严重的问题是，从蓄水开始，不出10年，重庆港就会堵塞。为了上游航运，只有炸掉大坝。但两边高峡，炸掉的东西从哪儿走？只有运到平坦的地方去扔，这花费就太大了。东边土地淹没、西边河川江津破坏、沟通外界的航运交通堵塞，平白受这么大的损失，四川人不闹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运动，正是地方利益受到损害，才诱发了辛亥革命。
但三峡工程是当时的总理李鹏坚持要上马的。长官意志在三门峡水库上造成恶果的教训，并没有被当今的决策者深刻反思。这是因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上个世纪后半叶以降，在领导意志的作用下，中国已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现在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看来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五
再看看那些御用学者教授们如何兴致勃勃的向人们预言的吧：三峡建成之后，将会成为调节四川气候的空调。盛夏，它能帮火炉山城重庆降温；冬天，则会因这个大空调升温。因此，三峡区域呈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
然而去年夏天，三峡周边地域四川、重庆的这种气候变化给当地带来的并不是他们所说的“冬暖夏凉”，而是持续的高温。50年一遇的的大旱，所造成的惨重灾情，让人们不免自然地想到了三峡大坝。高温酷暑天气连创四川最高记录，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气温更是破记录的达到43度。人们不敢相信数千年来风调雨顺的天府之国，会遭遇这种可怕的干旱。为什么去年四川气候这样异常？不是说冬暖夏凉么？怎么修了三峡气温反而升高得更厉害？那些御用专家们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对此作出解释？“
众所周知，四川盆地有它独特的地理条件：周围高山环绕，仅有一条长江与外界连通，而三峡是四川盆地的唯一缺口，是它与外界水汽交换的重道。现在在这个缺口上突然加一道200米高的悬崖，不可避免的要阻碍长江的水汽流通。蓄水后，生活在江边的人，明显感觉到风没有以前大了。这无疑证明了三峡大坝的阻风效应。这也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今年四川盆地为何如此干旱——因水汽无法进入之故。
修大坝前，长江之水一泻千里。从青藏高原上冲刷下来的雪水奔腾不息，给四川盆地带来清凉水源的同时，流动的江水也将四川盆地内的热量带走。但蓄水以后，水流变得非常缓慢，库区内的水基本上是死水一潭，完全丧失携带热量的能力。失去了快速流动的水，对周围环境起不到一个天然调节的作用。这就有如在四川盆地口安装了一块巨大的太阳能电池，持续不断对周围地区加热，导致周围地区气温升高。使四川盆地入口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炉：没有风，空气不流通，外来的水蒸气又被阻隔，热量无法排出，反而在出口处不断聚集，四川真的就成一个火炉了。
现在，随着三峡水库蓄水成为现实，水库蓄水位越来越高，三峡工程的决策错误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持续的高温少雨的后果，就是使土地迅速沙化和盐碱化。现在川西高原已露出沙化的迹象，一位刚从川西回来的网友这样描述：“若尔盖草原湿地干涸，沼泽地干裂。原本在八月青青的大草原，像秋天一样金黄。汶川的桃坪一带，以前只长草的山上，现在只有灰。整个尘土飞扬，根本不像在川西，简直像新疆了”。
这种不正常的气候带给四川的灾难仅仅是开始。如果不采取措施，不把三峡大坝炸掉，让江水像以前一样迅速流动，让进入四川的空气恢复流通，这种可怕的高温干旱明年依然会持续。
而且，据专家预测，随着时间的延长，后果必将更为严重，许多老城区还要被淹，重点文物石宝寨要被淹，进出重庆的铁路要被淹，新建的高速公路要被淹……也许胡温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有预感，所以在大坝封顶庆祝时竟然不愿去参加，以免承担错误决策的责任。
难怪毛泽东的前政治秘书李锐在信中回忆黄万里时，引述他激愤的话语：“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要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钱正英），两边各一男（张光斗、李鹏）”！
或许三峡已经消失的美丽景观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三峡上拦腰断流的大坝，才可能是愤怒的大自然随时将要报复我们人类恶作剧的“达摩克利斯剑”！且不说现代化战争给大坝带来的危险隐患，单是气候的恶化，已经够让人们倒吸一口凉气的了。而中国官方媒体已在近年首次承认三峡大坝“极有可能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和恐怖活动袭击的目标”。
然而，我只是在心中暗暗祈祷，黄万里先生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不会像对黄河三门峡那样不幸而再次令人悲愤地应验。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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