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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公园保安庞福新的证言是：现场大约有二三十人聚焦。被派出所的保安把横幅夺走了。
朝阳公安保安队长刘秉文也给出证言说：“我认为该男子打横幅、喊口号，严重影响了公园的秩序，造成了大量人员聚焦，给公园正常秩序的维护造成了极 大危害，给前来公园游玩的群众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他们的行为确实很恶劣”。至此，警方已经“成功”地在案卷中塞进了朝阳公园事件现场秩序混乱的“证据”。 而到了2014年1月2日，本案已经起诉到法院半个多月以后，警方又找朝阳分局民警秦东冉补了以下证据：现场有十几人聚集，引起大量群众围观，造成了公共 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我当时穿便装，但对袁冬亮明了警察身份。另一位朝阳分局民警张淼也作证：现场有十几人聚集，引起大量群众围观，造成了公共场所秩序严重 混乱。至此，警方又往案卷中塞入了袁冬等人明知遇到警察执法而抗拒的证据。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几个要件，在控方的逻辑体系中看似已经完全具备 了。但是，这都是些什么“证据”？在一个市局成立专案组办理的敏感案件中，如果仅凭分局民警的证言就能认定一个公民有罪，中国究竟是法治国家，还是警察国 家？几个民民警事后补录的证言和麦子店派出所事发当天的工作说明直接冲突，法院为何硬要采信事发几个月以后的证据？更何况这些在不同时间收集的证据，相互 之间也有矛盾！
2013年2月23、24日发生在中关村的财产公示宣传活动中，根本没有遭遇警察现场执法，只是24号下午在清华西门张打横幅时和清华保安发生了 不长一段时间的争执，对此，清华西门保安张凯强的证言是：2月24日下午4点50左右，霍国厅、杨文在西门巡逻发现有人进行打横幅活动，就用对讲机向值班 室进行了报告，我接到报告后就带着赵振、王乔江、翟磊出来进行阻止。那些人不听劝阻，还和我们说学校门口是公共场所，我们管不着他们。问：后来呢？答：我 们让他们别打了，他们不听，我们就上去抢下来一个横幅和一张传单，并向青龙桥派出所报了警，他们看我们人多抢不过我们，就收起东西向西走了。另一名保安杨 文的证言是：当时我在清华大学西门站岗，这时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了四、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他们手持横幅在清华大学西门外，横幅的内容大概是“财产公开是 正路，拒绝公开是邪路”。后来，经我们上前劝阻，对方刚开始不同意，然后经协调对方就散了。根据两位保安的证言，可以说，当天在清华西门，并未出现秩序严 重混乱的场面，双方也未发生激烈冲突。
2013年3月31日西单演讲，西单广场保洁员张素芹证明：2013年3月31日15时许，我正在西单文化广场上搞清洁，看到在广场正中央的周围 有许多人围观，中间站了好几个人，有一个人站在那一边比划一边在说什么，还有四个人打出两个横幅，我距离比较远，看不清楚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就看周围的人 越来越多，没多一会，来了一辆警车，有民警从车上下来，后来又来了两辆警车，因为周围的人太多，我在远处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了，后来民警带着几个人上了警车 就开走了，周围人群也慢慢地散开了。问：当时聚集的人大概有多少？答：大概有百数十人吧，没一会就聚满了主席台周围。问：当时聚集的人群都是什么人？答： 都是路过文化广场的行人，平时文化广场的人就很多，今天是周末，人就更多了。看到有人在打横幅，就都拥过去看热闹，也有用手机拍照的。问：这些打横幅的人 是多久后被民警带走的？答：大概前后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吧。
西单大街管委会保安队长康永强的证言是：我听完保安员汇报后便同他一起来到西单文化广场北侧大看台处，看到有四个男子一前一后打横幅，有一个男子 戴着耳机在大声演讲，我看到后面那个横幅上有依法反腐的字样，便上前制止，让他们先收起来，他们不收，这时从台下上来一个女子手里拿着相机拍照并阻拦我。 警察问：当时现场围观有多少人？答：大约50－60人左右。我进行制止受到阻拦，便给西单大街派出所打电话，民警来了以后，我便协助民警将他们请上车，带 回派出所。另一名保安李龙的证言是：民警到现场后，出示工作证，让演讲的男子及打横幅的男子到派出所接受调查，但这3名男子不但不听从民警的话，还打横 幅、演讲，造成几十人围观，本来是路人行走的通道，造成了拥堵，还有多人进行拍照，使现场十分混乱，后经过多名警察的劝说约10分钟，才被民警带到警车上 离开，后约5分钟围观群众才离开，使现场恢复正常通行秩序。另一名保安平生的证言是：不一会警察来了，我们就协助警察一起收横幅，他们当时情绪比较激动， 不听劝告，极力反抗，当时已经引起近百人聚集围观，堵塞了广场的行人通道，我在协助民警处理这件事的同时，被演讲的那个男的用右臂肘部朝我肚子打了两下， 并用右脚踢了我的两条腿。后来我们就疏散了人群。民警将他们带上警车，在带上警车的过程中，他们还在反抗不配合。问：请讲一下这件事你看到的场面或影响？ 答：因为他们站在行人通行的中心台阶地方，人员流通量大，由于他们的行为造成大量人员聚集围观，最后将近有百人堵塞在那里，造成人行通道无法通行，行人无 法前行，而且在警察带离他们时，他们极力反抗致使当时场面混乱。
经过几个保安的层层加码，至此，西单演讲从造成现场混乱到阻碍警察执法两个特征都具备了。但警方还嫌不够，又找来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芦庆罡作证， 问：当时现场的秩序怎么样？答：很混乱，因为西单文化广场人流量本身就很大，他们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围观，我们到现场时已经有200人左右围观了， 后来又陆续来了好多围观的，我估计最多的时候应该有300到400人在旁围观，因为围观人员特别集中，已经把那个台阶左右的路都堵死了，无法正常通行了， 同时围观群众有好多拿着相机手机在拍照。另两名民警田洪和徐立镇也证明现场大约有300人围观，秩序十分混乱。
上述几份证言，就是控方证实3.31西单演讲导致现场秩序混乱并阻碍警察执法的“证据”，我十分钦佩控方有胆量把这些证据和现场录相一起拿出来， 因为现场视频很清楚地表明：在警察到来前，袁冬的演讲，张宝成、马新立的张打横幅并未吸引多人围观者，台阶周边的人行通道上空无一人，是警察到现场后的粗 暴执法方式引来不少人围观，但这些人都是看热闹的，他们的目的是就旁观，因此不存在被妨碍的问题。围观者人数最多时，大约也就聚拢了上百人，周边人行通道 上确实三三两两有人前来围观，但并未造成通道拥堵和通行不便。现场录相中没有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人攻击警察和保安的镜头，倒是不断有围观者指责警察的 处理方式。即便真如出勤民警说的，现场有三百人，在西单广场上也是微不足道。西单广场经常有商业活动，动辄上数千人，也从未听说哪个商家扰乱了广场秩序， 几个公民进行反腐败演讲，又谈何扰乱公共秩序？
2012年7月5日发生的教育部门前的请愿活动，警方出具的证据就更能清晰地反映出公安和保安之间是怎么亲密合作罗织罪证的。
关于当天的情况，教育部保安孙群的证词是：2012年7月5日9时许，当时我正在教育部北门执勤，有上访人员在北门慢慢聚焦准备上访，到了13时 许，我们和公安人员就劝阻上访人员离开，不要在教育部正门门前聚集，扰乱教育部门前的正常秩序。有很多上访人员不听劝阻，有的上访人员从包里拿出了横幅， 有的人则站在门口大骂，还引起了过往行人的围观。之后公安人员没收了上访人员手手举的横幅。并将闹事的两名女子带回了派出所处理。（警察）问：被公安机关 带走的两名女子都干什么了？答：在教育部北门辱骂我们和领导。问：她们是如何辱骂的？答：她们说“你们这些臭保安在这管什么用？快让领导出来解决问题”。 问：这两个人是怎么闹事的？答：就是辱骂我们，还说袁贵仁出来，杜玉波是骗子，其他话语不堪入耳。问：你说一下孟凡玲、邵玲玲的体貌特征？答：孟凡 玲，38岁左右，身高1.60米，50公斤左右，中等身材，上身穿粉色上衣，下身黑色短裤，黑色鞋子，外地人。邵玲玲，37岁左右，身高1.65米，55 公斤左右，上身黑色衣服，下身灰色裤子，穿花鞋。
在此，孙群展现出了一个保安超人的观察和判断能力，居然能清楚地说出孟凡玲和邵玲玲两人详细的身高、体重、衣着，并且和当天警察对孟、邵两人的询问笔录一模一样。
警方又问：今天在教育部北门前聚集了多少人？答：60人左右。问：这些上访人员在教育部门前上访产生了什么影响？答：影响了教育部北门前的正常秩序，而且对教育部的领导进行谩骂，严重损坏了教育部及领导的形象。
另一名保安王彦军的证词是：2012年7月5日9时许，我在教育部北门前执勤。教育部信访处陆续来了一些上访人员，反映外地学生不能参加在京高考 的问题。一直到13时许，这些上访人员一起到了教育部北门前，在门前聚集。我们保安和公安人员就劝阻他们离开，不要在教育部正门门前聚集，扰乱教育部门前 的正常秩序。但这些上访人员全都不听，并且从包里拿出了横幅，这些人手手举横幅，站在门口大骂，骂人的语言不堪入耳。引起了过往行人的围观。之后民警没收 了上访人员手举的横幅。并将骂声最大的两名女子带回了派出所处理。问：这两个人你认识吗？答：认识，每次上访都是她们骂是声音最大。问：你说一下孟凡玲、 邵玲玲的体貌特征？答：孟凡玲，38岁左右，身高1.60米，50公斤左右，中等身材，上身穿粉色上衣，下身黑色短裤，黑色鞋子，外地人。邵玲玲，37岁 左右，身高1.65米，55公斤左右，上身黑色衣服，下身灰色裤子，穿花鞋。保安后鲜春的证言中，也有“孟凡玲，38岁左右，身高1.60米，50公斤左 右，中等身材，上身穿粉色上衣，下身黑色短裤，黑色鞋子，外地人。邵玲玲，37岁左右，身高1.65米，55公斤左右，上身黑色衣服，下身灰色裤子，穿带 花鞋。”两人的证词再次表明教育部的保安记忆超常，作证方式异于常人，并且高度标准化。但是，尽管他们的保安队长声称当天做了录像，他们却始终没有把家长 们骂人的证据拿出来。
除上述保安外，教育部所在辖区的二龙路派出所民警费景月也出具了如下证言：2012年7月5日8时许，我们按照分局统一部署到教育部北门执勤，防 止非京籍考生家长闹事。9时许，一百多名家长先后来到教育部，他们先是去教育部信访办反映诉求，直到中午才离开信访办。13时许，五十多名上访家长聚集在 教育部北门东侧滞留不走，这时有多名家长拿出横幅并且高喊口号要求教育部领导下台，现场引起了过往行人的围观，治安支队民警见状及时上前制止拉横幅人员， 有很多上访人员不听劝阻，并且阻挠民警执法，随后我们将带着闹事的两名女子带回了派出所处理。问：13时许在教育部聚集了多少人？答：五六十人。问：把现 场处置情况说一下？答：13时许，教育部北门东侧有人突然高喊口号，治安支队民警及时上前制止，我们负责协助处置周边突发情况，其中一名黑衣女子用手机拍 照准备上传网络，并且对处置民警破口大骂，对周边秩序造成很坏影响，随后还有一名穿粉色衣服女子也带头闹事，民警一起将两人带回派出所。
另一名民警成峰的证言是：13时许，教育部北门东侧有人突然打起横幅并且高喊口号，治安支队民警及时上前制止，我们负责协助处置周边突发情况，其 中有一名黑衣女子用手机拍照，并有辱骂民警行为，我们为了防止她将照片上传网络，就将她和另一名粉色衣服带头闹事女子一起带回派出所。
即便是完全依据上述保安和公安的证言，也不难看出，7.5事件中没有家长堵门堵车，没有影响交通秩序，没有妨碍市民的正常生活，指控家长在辱骂教 育部领导，且骂得不堪入耳，通过现场视频可以发现完全是污蔑，被指控带头闹事的孟凡玲和邵玲玲之所以被带到二龙路派出所做笔录，也无非是因为邵玲玲在现场 拍照，而警察担心她将照片传上网，以此作为指控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证，显然荒唐至极。
对2.228事件，北京市教委办公室2013年11月14日向警方出具了《关于我市部分随迁子女家长2月28日到市教委上方情况的说明》：
2013年2月28日9时起，陆续有90余人来到市教委办公地北京奥运大厦南门聚集。11时40分左右，陈帆、梁双才、方淼等6名随迁子女家长从 聚集人员中来到市教委信访室，其余人员仍在市教委南门聚集，个别人甚至辱骂工作人员，造成在北京奥运大厦办公的相关委办局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出入，影响了正 常办公秩序。
随后，陈帆、梁双才、方淼等人向接访人员提出“我市随迁子女在京高考正式方案将何时出台”，“该方案出台有无法律依据”等问题，并递交一份有33 人签名的《致市教委的“请愿书”》，要求市教委废止已出台的高考政策。13时40分左右，仍有40余人坚持在市教委南门处聚集，并造成四环辅路拥堵。经民 警反复劝说无效后，上述人员被公安机关带离。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也于2013年11月14日出具《2013年2月28日非京籍学生家长在市教委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的情况说明》：
2013年2月28日，我市部分非京籍学生家长准备到北京市教委聚集，根据市治安总队工作部署，我分局安排118名警力于2月28日早7时，到位于北四环奥运大厦的北京市教委进行上勤。
2月28日上午9时许，陆续有部分非京籍家长到达北京市教委南门。现场民警立即对该些人等进行化解，到中午11时左右，来访人员达到90余人。由 于该等非京籍家长们的聚集造成市教委门口人行横道拥堵及出入车辆的不便。经民警劝阻，非京籍家长选出5名代表由市教委工作人员接洽，其余被有序疏导到外围 并进行谈话劝阻。14时许，按照市局领导指示精神，将不听劝阻不愿离开的56名非京籍学生家长劝上处置分流车，送至处置分流点开展核录审查。后由市局协调 各分县局将各自辖区内非京籍学生家长接回，进行进一步审查、教育训诫后，予以释放。
很显然，作为涉事单位的北京市教委和现场处置单位的海淀分局出具上述证言，不但其客观性让人生疑，而且，不是由了解情况的自然人陈述而是以单位加 盖公章的方式出具证言，在证据形式上也是不合法的，这种证据形式下，谁来出庭接受质证，一旦被证明是伪造，谁又来承担伪证罪的责任？事实上，控方在举出这 种证据的同时，也就没打算给辩护人在法庭上进行质证的机会，所以，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庭的申请，一审法院干脆置之不理。
当然，专案组也清楚单纯靠上述两份单位的情况说明给2.28事件定性太难看，但苦于找不到市民和其他单位出面作证，而现场视频中又没有秩序混乱的 镜头，于是警方又找来当天出现场的海淀分局治安支队两名警察作证，其中杨玉明的证词是：他们就是在教委南门外的便道上站着，造成了便道上的拥堵，由于人数 较多，在北四环辅路上的车辆也都减速行驶，看这里发生的情况。张泽潮的证词是：根据现场领导指挥，我们开始对停留在便道上的人员进行疏导，但那些人不听劝 阻，还是聚集在市教委南门便道上。上午11时的时候，人数一度达到90余人。由于他们一直站在教委南门外的便道上，造成了便道拥堵，同时也造成在北四环辅 路上的车辆也都行驶缓慢起来。
区区几十名家长站在教委门口的便道上，怎么可能造成北四环辅路的拥堵？即使造成了交通拥堵，也应该定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并应该有交通参与人的证 言和交通混乱的视频。事实上，警方在事发的当天并没有认定2.28是多么严重的事件，因此他们也没有注意采集现场录像，直到许志永被刑拘后，为了给他罗织 罪名，2013年9月29日3.31专案组民警刘浩春、马明就2.28教委南门聚众扰序案去东升派出所调取教委南门的监控录像，派出所答复监控视频只能保 存一个月，当日录像已无法查找。
五、囚禁之中，重压之下，新公民案的参与者们无一歪曲基本事实
新公民案，是本人辩护过的最具政治悲情的案件，自2013年3月31日张宝成、马新立、袁冬、侯欣四君子被刑拘，后有丁家喜、赵常青、李蔚、孙含 会、王永红、李刚、张向忠、李焕君、许志永、王功权、宋泽被十几人相继被捕，另有彭剑、林峥等被刑事传唤。这些人积极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理性推动社会进步 的满腔政治热情被司法机关以他们完全预料不到的方式无情扑灭，无论是刑拘还是批捕的罪名和理由，在他们看来都是荒诞至极，而预审的讯问方式、讯问强度和问 话中体现出的理由和逻辑，完全让他们感觉不到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本案中，很多人因为对司法的极度失望而绝食，其中张宝成、宋泽绝食多日，马新立在接到二 次延长羁押期限通知后绝食，看守所进行了强制进食，孙含会因呼吁中国最有权势的205名中央委员率先公示财产被抓，完全超出他自己的预料，在警方的一次讯 问过程中，他对预审说：我感觉到这些高官很脆弱（突然痛哭）。预审问：孙含会，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和顾虑？孙含会说：我不是为我自己哭泣，我对这个国家感 到很失望，我觉得这个政权很虚弱。我们合理合法的行为，反而被关起来，我觉得很失望。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认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财产公示的做法就很好，但 是我们在建设这个笼子的过程中就被关进来了。随后孙含会也进行了绝食。
但是，新公民运动的所有参与者中，在高强度的连续讯问和警方密集的“思想教育工作”下，无一人接受预审的威逼和诱惑，无一人对基本的案件事实做出歪曲的陈述。
以王功权为例，在许志永案庭审的当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意在其官方微博中宣布了王功权因认罪被取保的消息，以此向公众透露新公民运动已经 分崩离析的信息。但是，王功权所谓的认罪，只是他表达了想尽快恢复自由的愿望，并表示会接受当局的处理结果而已，在2013年11月1日的一次笔录中，他 这样表示：
“我渴望自由，我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庭，能够孝敬老人，关爱妻子和孩子，照顾自己的亲人，也应该多看社会光明的一面，看到社会发展的成绩，不应该老 是盯着社会的黑暗面，应该珍惜国家的稳定局面，所以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承认我的行为触犯了法律。而且我认为公安部门和检察院都是国家的执法机关，他 们既然通过刑拘、逮捕等方式对我采取了措施，我认为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综合考虑，我现在对于自己触犯法律的行为很后悔，我认罪伏法。我不管司法部门会不 会审判，怎么处理，今后我能够回到家庭，回到正常社会，我决定不再做支持许志永他们这样的事情，跟许志永保持距离，不再资助和参与任何违法事情。我的主要 精力放在珍惜家庭生活、孝敬老人，关爱妻子和孩子，照顾亲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对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发挥自己专业特长，帮助青年创业。自己剩 余时间主要做做诗、整理诗集，写回忆录等文字工作，争取能够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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