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七十，以直言饮誉国际新闻界的记者高瑜女士失踪时，我曾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危险中。我说过，如果她陷在非法组织手中，将不能不使公众对政府保护公民安全的有效性发生怀疑。我也说过，也许她目前就在政府某一部门的监控之下，那就更不能不使公众对这一部门工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现在终于水落石出：高瑜就在政府有关部门手中。实施刑拘但又逾期公佈，这一事实已经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这是就程序法而言。

　　就实体法而言：据新华网讯，有关部门刑拘高瑜的理由，是她向境外媒体“洩露国家机密”；另据多家媒体报导，她涉嫌“洩露”的所谓“国家机密”，乃是中共中央去年的9号文件。这就奇了。政党的文件怎么能够被定为“国家机密”，谁有权做出这种离奇的决定？这是一奇。高瑜不是党员，“保守党的机密”对她没有约束力，她连党纪也无从违反，何来“洩露国家机密”？这是二奇。中共不是秘密党，不是地下党，早在1949年该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决定》，难道至今还在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这是三奇。人们常说有军事机密，经济机密，但9号文件据称是讲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居然成为“国家机密”，不仅是奇，简直是滑稽之极，这是第四。当然，也可能那个文件不是正确的，而是错误的，传播出去是会祸国殃民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高瑜为中共传播信息，何罪之有？如果这个文件确有严重错误，有损党的形象，则理应由文件的起草者和发佈者负全责，现在有关部门却嫁祸于记者，怀疑记者有罪。请问，如果收集和传播信息有罪，哪里还有记者的存身之地？这是五奇。

　　因此，我呼吁国人，特别是舆论界和法律界的大德先进，密切关注本案动向，避免本案的审理被迫滑入无法无天的邪路，应该转而使它沿着宪政和法治的方向健康发展，则共和国幸甚，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