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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向上攀爬，成为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还是向下沉潜，成为公民社会的有机成分？两种选择，结果迥异。在权力结构的那一边，有名有利，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暴力机器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若知识分子与权力结盟，就是用“笔杆子”来服侍“枪杆子”。反之，在民间社会那一边，一无所有，但知识分子的天职，乃是监督和批判政府与权力、乃是与弱势群体和公民社会站在一起、乃是奋不顾身地去捍卫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爱离不开公义，如果用中国古代先贤的话来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爱人如己」，「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那么，有没有人在这样做呢？
我在台湾的媒体上看到一个感人的小故事：
那位抱着小孩向总统扔鞋的仙杜拉妈妈，遭到当局立案起诉之后，寻求民间的司法救济。司改会打电话给曾凯威律师，问他是否愿意为之辩护。曾凯威律师一口答应下来。
而后，仙杜拉妈妈打电话过去，跟曾律师聊完案情，很客气地问：「曾律师，那费用是？」
曾凯威律师回答说：「你已经付了律师费。」
仙杜拉微愣，以为听错了，自己并没有付过律师费呀。
曾律师用一句话回答说：「当你丢鞋的时候，就已经付了律师费。」
曾凯威律师对仙杜拉妈妈伸出了援手，既是对「公民抗命」这一基本人权的认同，这一行为本身也成为对「公民抗命」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二○一三年度「最感动台湾」的一句话。是的，台湾社会的可爱之处，就在于有这样一些超越功利、坚持真理的好公民。
公民抗命公民运动绝非某些御用文人所说的「幼稚、野蛮、捣乱」，而是「顺人心、合天道」。如此起而行道的公民个体和群体，才是推动台湾社会向上、向前的健康力量。如果有更多像曾凯威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站出来，公民抗命运动就能获得鲜活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分裂的台湾社会走向整合与共荣的第一步。
一个臣民与公民彼此对立的台湾，不可能赢得独立；即便有形式上的独立，也缺乏普世价值的坚实根基。换言之，独立意识与公民意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公民意识为支持的独立意识，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到头来免不了成为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牺牲品。而有了公民意识支持的独立意识，则能锻造出新一代有愿景的台湾人，如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那一代开国之父们一样，不仅从英国的羁绊下赢得独立和自由，更为新的国家建构起共和宪政的良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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