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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北京居民徐友渔和其他几个居民因参加某私人聚会被“请”进“局子”关在第一看守所，当局认为其等行为性质恶劣遂以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引起舆论哗然。这几位“会友”都是一些关注国事国是的学者学人知识分子。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人物。
徐友渔是1947年生人，文革前老高三的。他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刘云山同龄，和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一样属于四十年代中后期那代人，比习近平李克强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要大一些。总体来说，徐友渔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他虽然没有博士头衔，但中国和海外学界不少人认为，他的学术水准并不在有博士学位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之下。
这次出事，徐友渔对律师莫少平说，是他提议召开了这次家庭聚会，是五月三日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开的，讨论了四分之一世纪前发生的那次事件及其影响。他说，作为哲学家，生死看得很开，精神不会崩溃，死都无所谓。唯一感到愧疚难过的是给家人带来惊吓和担心。徐友渔说：这次开会如有责任他承担，同他人无关。
*居民徐友渔*
仔细回想起来，这已经不是警察第一次找上们来请走徐友渔的。早在几年前，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中国也受到影响和波及，警察找上门来，搬走了徐友渔的“书桌”。徐友渔回忆：警察跑到家里来宣布这文章可以写，那文章不能写，还说对其出行、出访没有禁止是宽宏大量。徐友渔说，把压制和剥夺视为正常状态，把偶尔的放行当成额外施恩，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的这位市民说，他要写的文章题目是：是和谐社会还是警察国家？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政治警察是这个国家的毒瘤。
多年前曾参加广东太石村维权行动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追打得落荒而逃的原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在这些与会者被捕后发表文章题目是：深切怀念我坐牢的朋友们。她谈到徐友渔时说，有次她采访徐友渔，是徐友渔一直帮她背着照相包，送她到地铁口。艾晓明说：作为学者的徐友渔，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
艾晓明说，2009年，刘霞遭到软禁前，她曾去采访刘霞，刘霞说，为了给她录音，徐友渔对着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艾晓明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艾晓明说，这几天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与在押犯亲切交流。
*布衣徐友渔*
中国媒体介绍习近平时说：习近平当年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带去许多和砖头一样厚的书经常在收工后或田间地头研读。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祝华新曾写过一组系列文章总标题是：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其中一篇（28）是谈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题目是：千万人命运的拐点。文章谈到徐友渔时说：1966届高中生徐友渔，到四川绵阳乡下插队三年，高中的全套课本一本没丢。
祝华新说：农村研制化肥需要生物、化学知识，他获得了村里开具的证明，可以到四川省图书馆借阅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化学、生物教材。招工回城后，他又做了7年锻工，继续自学英语、德语、日语、高等数学和哲学。
1977年邓小平主张恢复大学高考和招生，徐友渔进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走读。读书期间参加研究生考试并在1979年成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硕士生，毕业到哲学所当研究员。
这次徐友渔被捕后，得知新闻工作者高瑜已在央视“认罪”。他说：警察也要求他在央视照葫芦画瓢这样做，遭到拒绝。网友陈远在其微博中说：几年前，他曾和徐友渔有过长谈，徐谈到他在文革中目睹的武斗场景：“我眼看着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倒下去。”陈远说，这种记忆导致了后来徐友渔彻底反思。徐友渔说：“我此后的余生，就是要说真话，为这个国家真正的进步说真话，哪怕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我也不怕。”
*文革研究者徐友渔*
旅居美国的观察家胡平，是徐友渔的好友。他也是成都人，文革前也和徐友渔一样是高三学生。胡平是十九中，徐友渔是一中。他们都参加了文革，分属对立的派别。胡平回忆，徐友渔和他都结识了“九中造反派头头张隆溪”。后来他们三人都下乡插队，又都在文革结束后考上北京研究生。徐友渔后来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革研究专家，而胡平则成为海外最知名的中国局势分析人士和理论家之一。
旅美作家余杰曾这样说徐友渔：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和文革研究三个方面。徐友渔在前两个方面发表了许多专著，不多赘。在文革研究方面，余杰和胡平都提到了徐友渔199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余杰说这是一部研究红卫兵问题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没有徐友渔抛出的线团，这么庞大的迷宫，我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余杰说：这是国内目前最有研究深度的著作。
胡平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研究专著。它“语言清晰，逻辑严谨，作者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因文害义，二十从容地展开平实中肯的论述。”余杰援引徐友渔的话说：“我写每一篇学术论文，第一部分都是缕述西方研究者工作的优劣得失，再以更公正的论点，更扎实的材料阐明自己的立场。”
一位和徐友渔有交往的美国学人说，在研究文革的学者当中，徐友渔是“最靠谱”的一个：“虽然他自己经历过文革的起落，甚至也有过狂热地投身‘革命’的日子，但是他早已超越了所谓‘三七开’或者‘大民主正面意义’之类那一代中多数人无法逾越的思想窠臼，将文革与二十世纪中其它的专制狂热——比如纳粹运动——放在同一平台上等量齐观。一次，我开车送他去巴尔的摩，路上因为堵车，我们就这个问题整整聊了四个小时。他的洞察力与反思能力令我折服。”
这位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打拚过的留美学者说，尽管徐友渔在观点上非常彻底，他是个性格温和、为人做事很有分寸感的人，他身上有着那种传统的士大夫气质，这在文革红卫兵一代人中很少见。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个人自由的涵义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徐友渔不故意去惹事，但事到临头也并不怕事。在《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一文中，他说道：“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参与政治，无权要求别人为真理、为正义斗争，但对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码应当成为一个公民。”这位学者说，正是他的这种公民意识与责任感，让他在当今的中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
*希望百姓免于恐惧的学者徐友渔*
1987年，徐友渔在牛津大学进修期间去贝尔格莱德参加学术会议。在城市游览遇到一个老人主动当导游。但当徐友渔邀请他到房间喝咖啡，老人变得很恐惧，坚决不肯。徐友渔明白，这是因为老人恐惧了，担心和外国人接触受到警察盘问和追究。徐友渔说：一个国家，让人们恐惧或敬畏，也许是让统治者或警察舒服的事，但对国家是有害的，这会使很多人对它失去尊敬。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这次也是徐友渔在北京提议召开的家庭聚会“与会者”，她被约谈之后获释回家。她在其微博上写道：当我的朋友遭到伤害，令我深切地感受到我的国家遭受到了伤害。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为柔软的良心，也是这个国家最为坚强的脊梁。我们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谈论了一些家园的往事，回忆离去的亲人和同胞，将逝者看作我们民族不可丢弃的一部分。我们想找回人的尊严，认为这才是国家的尊严。
徐友渔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是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和建立爱国心的高尚职业。捍卫法律和公正的律师是一切守法公民的一道安全屏障，使人们对国家的正义有信心。
针对徐友渔等人被捕，网友说：土城布衣说：徐友渔说:“在当权者很腐败的情况下，我仍然爱国，这爱国包括使整个国家的状况变好。当然我做不到扭转乾坤，但只要尽力就行。”土城布衣说，徐先生迂腐得很。在我看来，爱国要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个国家你我都有份。没有选票，爱国就是扯淡，而且相当危险。捉你进去打一顿，再塞上一嘴马粪,看你敢不敢再说爱国!
*毛派抨击的徐友渔*
2004年，徐友渔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有中国媒体说，徐友渔致力于将分析哲学之逻辑和经验（实证）的方法和精神融入中国当代现实，并在学生上开始关心社会、政治与民生问题。1955年后其兴趣发生了明显转移，学术重心转向对当代美英政治哲学的研究，迄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同时开始就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大革命、文化传统主义、宪政、共和等时代焦点问题发声，投注了极大的勇气和热忱，并贯之以启蒙、理性和自由主义立场。
因为徐友渔主张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他遭到了毛派的强烈抨击。毛派学者司马南曾连续发表博文，抨击徐友渔在毛泽东问题上的立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多位写手多次撰文，猛烈抨击徐友渔和茅于轼等“公知”。在司马南等左派写手看来，公知已经成为“臭大街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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