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便只把这场延续二百余年的灾难放在叶尔羌汗国的历史语境中，也 可以发现它深刻的当下性。首先，它与境外的极端宗教势力有直接关系，而近二三十年新疆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恐怖势力的培育，也与瓦哈比、伊扎布特等境外宗 教势力的渗透有一定的联系。第二，黑白二派都属于苏菲教派，相对于当地已有的伊斯兰教派来说，属于“新教”，而中东新教进入中国地区所引发的教争和民族冲 突，并不只发生在新疆，当年“同治‘回’乱”就与此相关。虽然我们不能如小说家或政治家所言，将冲突简单归之于外来教派，但新老教派的争夺、战争，确实在 伊斯兰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存在，而在现代情况下，它又带有更为明显的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冲突性。

第三，残酷的教派之争之所以发生并持续长久，与 当地的贫困和文化水平不高有相当的关系。第四，当年叶尔羌汗国内部的教派争斗，也有周边临近外部势力或深或潜的影响，如准噶尔汗国、巴布尔王朝、清王朝等 的影响。第五，黑白二派宗教领袖操弄教规，造成大规模的教争。现在在新疆，宗教氛围也呈极端化发展的苗头。比如，原先主要是不吃大肉、不进汉餐馆、一般不 到汉人家吃饭的清真习惯，被无限化扩大。变成了以“哈拉力”（“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哈拉木”（“违反伊斯兰教法的”）为标准，来区分清真与非清真、 穆斯林与异教徒。在这种观念下，凡是与政府、汉人甚至现代化相关的东西都是“哈拉木”；也出现了什么“清真香皂、牙膏、衣物、家电”甚至“清真马路”的说 法。而且隐蔽的“宗教执法警察”，甚至都在乌鲁木齐的某些街道上（义务）执法，骚扰穿着短袖、短裤、现代裙装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就这方面 来说，即使民族矛盾消失，宗教性质的冲突和动乱，也很可能会在新疆延续。也正因为此，不少维吾尔世俗人士，都非常担心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乃至日益增强的宗 教氛围；甚至有人提议，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极端宗教的身份与界线，以便开展针对性的打击。而这与他们热爱本民族的文化与宗教并不矛盾。

而 自现代“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两股思潮在十九世纪合并以来，就开始了对于中国新疆地区持续的影响。1930和1940年代，新疆接连爆发过两次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而且第二次运动，形成了以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为主要范围的分裂割据政权，直到解放军进疆之后，才以“三区革命”的名义解决。虽然这 段历史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而且流亡在境外的东突厥斯坦残余势力的后续，也并未形成强有力的组织规模，但近二三十年“新疆问题”的恶化，的确与东突厥斯坦 独立运动有一定关联，而这又更主要地表现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历史及其思想对新疆本土社会的深远影响。

民族政策的失效与文化认同的断裂

1949 年建立的新政权通过阶级斗争理念的推行、民族团结的大力强调和对“大汉族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的双重批判，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普世价值兼中华民族价值双 重性的中华民族认同，加之固定性、非流通的社区结构的建立，族裔民族主义意识被强力抑制。但是从长期的效果来看，文革及之前的民族政策，只是暂时抑制了族 裔性、地方性因素，并未能够融合它们。相反实践中的一些“极左”做法，以及民族政策本身的内在矛盾，倒为族裔性、地方性在80年代之后的再生，聚集了反弹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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