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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到“新疆问题”的原因，人们往往强调新疆尤其是天山以南的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文化水平和汉语水平低、非汉母语少数族裔青年学生就业率低等原 因。的确，新疆农村的发展水平相当低，2008年新疆全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2482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6%，而喀什农村就更少了，才为1699 元。但问题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之前，新疆经济更落后、南疆农村通汉语者更少，但族群关系却相对更和谐，社会也相对更为稳定呢？这与两个阶段的社会关系结构的 差异直接相关。
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大致是稳固而缺乏流动性的单位制，工厂、机关、学校、社队、街道等，不仅是人们工作、学 习、生活的地点和场所，而且也是高度一体性的政治组织系统，是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的载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单位、一个生产队可说是一个大家庭。这种 关系紧密的社区结构，不仅是全方位性公开、透明的，利于管控，而且它还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精神的慰寄、情感的寄托。另外虽然全社会普遍贫困，但大 家基本上一样，也就不会有太大的比较性不平衡。
而八十年代之后，社会流动逐渐恢复，原有的单位性社区组织逐渐松弛或瓦解。单位、企业、村社 的管理者，也由某种“类家长”式的身份，转变为角色更为单纯的领导、老板、村干部。加之社会公民监督体制的严重匮乏，新形式下的乡村基层领导，更容易蜕变 为与民争利的乡村土皇帝。所以八十年代以后，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管控能力下降，地区、职业、生活的流动性也更为简易频繁；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逐 渐冷漠，既缺乏“组织关怀”，也缺乏邻里互动，社会迅速地朝单子化方向演变。
而近三十年来的以东南沿海经济为中心、为龙头的发展策略，城市 发展优先的格局，严重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体系等，与旧有的城乡分割体制、户籍管理制度一起，几何性地拉大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严重的地区与 地区、人群与人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更凸显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衰败。
近二三十年来，内地不少农村大量人口外流，乡村出现空壳化现象。但南 疆农村并未大规模地出现内地那样的空壳化情况，反而由于计划生育力度远比内地为弱，人口增加较快，再加上外来内地农民到南疆来开荒、承包土地、以及兵团等 单位、企业发展而带来的用水用地的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疆农村人地紧张的问题。
而去往内地谋生的新疆民众，却由于语言、生活习 惯、宗教、人种特征的明显差异，使得他们难以成为内地农民式的农民工，大都只能是从事诸如烤肉、打馕、卖新疆干果之类的活计。其边缘排斥感，要比内地农民 更为严重。而这些年来，非汉母语的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率也很不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不仅本地汉族的生活情况及就业情况要更好，而且 近二十多年来，内地大量涌入新疆的人员，也普遍比当地维吾尔人生活得更成功，这与日益边缘、衰败的维吾尔社会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对比。尽管此种情况的形成， 相当程度是历史的原因及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但在客观上很容易让视自己为当地主人的新疆人产生不满，认为是口里人或汉人造成了他们今天的状况；更何况其中 的确存在不可忽视的各种腐败问题的因素。
除此而外，传统道德的失落、难以适应迅速而来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变、社会流动的便利化、社会基层控制的难度增加及其个体因素等，维吾尔底层社会的贩毒、吸毒、卖淫、艾滋病、偷窃等现象相当严重，有人因此认为“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中。
传统社区、文化、道德的衰败，并非只属于维吾尔，内地农民、凉山彝族等也具有类似现象，却好像问题没有新疆那么严重。维吾尔人则不同，它们是有信仰且家族关系紧密的民族，所以他们更富于团结和反抗性。
过 去世俗性社区结构的破败，会促使他们越发本能地靠近宗教，寻求寄托；而一些痛感于自己本民族衰落的知识分子、成功人士，也试图通过宗教生活的恢复与推广， 来拯救自己的民族。在此情况下，那些失落、贫困、教育程度低下的维吾尔农民，就更容易被外来的极端宗教教派所吸引、鼓动。
所以不少人所谓的 新疆清真寺太多，应该加以控制的言论，是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所以近二十多年来，新疆不断强化对宗教的控制，但所谓“非法宗教”组织和传教活动却屡禁不 止、到处生长（其实内地也是如此），宗教氛围也日益浓厚。在乌鲁木齐甚至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以前抽烟、喝酒的主要是维吾尔青年，现在在一些婚宴、聚餐 时，反倒是中老年喝酒抽烟，青年人不抽也不喝。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新疆宗教服饰愈益流行，清真非清真界限日益变态严格，既是宗教气氛日益浓厚的表征， 也是维吾尔社会自救的某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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