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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离访问舒琪: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天安门
日期:6/1/2014 来源:明报 作者:明报

  【明报专讯】「我好衰唔衰拍了一套《没有太阳的日子》,所以每一年六四都成为我的包袱!」 舒琪爽朗笑道,话语间,没有一种自恃的光环。

  九○年,舒琪完成了香港硕果仅存以六四为题的纪录片《没有太阳的日子》。 电影从没公开放映,悄然隐身在一片闹哄张狂的港产片背後,安候在历史的斗篷内;每年的春夏之交,像怀着某种上承的使命,一次又一次,步舞台前,倾身展现印刻在心底一隅的幕幕永恒影像。

  人的脑海,是一间电影院。影像、对话、气氛、情感、触觉,都可以盛载於记忆的胶卷之中,编辑整理,藏於心房。

  牢记、忘却、剪去、删改,都是个人选择。舒琪说:「选择坚持的,就坚持下去。」 二十五年前的团结一致

  二十五年前的五月,学运的热潮在整个古老国度流泻,即便是长久隔在一河之外的小岛城民,都被黑压压的广场人潮占据心神。舒琪记得那个时候,整个香港,特别 是文化和演艺界,有一种同舟共济的心志。曾赴北京与好友导演王小帅一起游行的他,把在《经济日报》以写影像为题的专栏写成天安门实况小说,一如剧本般的激 情主观描写,却从没被删被抽,「因为这件事令所有 rules 都无所谓了,只要你投入,能够在整个运动中帮忙,就容许你做任何事。个个作家都开天窗,编辑不会打电话来问,有种同仇敌忾。」隔了好久好久,人们终能在那 些同在的景象中发现,香港人,能如此团结。

  共同的记忆中,也包括一片漆黑:「看电视,军队入城,噗一声,一个长时间的漆黑画面,但你听到声音,是坦克车的声音、开枪的声音、逃亡的声音。」舒 琪的记忆,总以影像铺展。他记得,枪炮穿空的那个晚上,自己在客厅中奔走来回,疯狂地致电给朋友、同学,国内的外国的,他知道自己需要把这片漆黑,告诉世 界。翌日,他把正在应日本 NHK 之邀而制作的纪录片的主题,改为六四。从个人家庭开始,舒琪再找来好友张坚庭、叶德娴、文隽上镜,好友黄仲标担任摄影师,不到一星期便埋班。影片开场罗曼 菲在《挽歌》中的自转独舞,也是因缘际会受杜可风与林怀民之助而拍成的,「那时候人人都很 generous ,想作品让更多人知道,不用签合约,无 agreement ,『(扮林怀民)用吧用吧!』许多人也如此,觉得可以参与和发表,能够平衡一些激动情绪。」

  拍摄,作为一趟思考旅程

  《没》片被认为是舒琪个人的六四。他记得,纪录片在没特定计划的自由状态下完成,任省思与情绪通过影像迸发交织。国家、自由、民主,他无意以影片解拆这般 宏大概念;要发掘历史在个人身上的刻铸,必须回溯生活,捕捉当下的受感,「经过这件事後,香港有什麽不同呢?其实不会的,那麽大的城市,但我想看到一个不 同的香港,会是怎样呢?」而香港和六四,到底有何关系?心头系着这些疑问,舒琪展开了他的一趟探索与思考旅程。涉海潜洋,访问不同人物,观察不同光景:那 新艳蓝海、奇异树影、喧嚷的唐人街,「去到澳洲,从酒店出来,就见到很静,静得一架车也见不到,一直眺望过去都是平坦的,到远处,跟天空连成一线。你有种 很不同的感觉,我想捕捉这个感觉。」幕幕与那夜无关的生活,情绪底蕴下却抹不去创伤的千丝万缕;正正是这些无关与距离,更能开阔对六四的思考。

  参与烛光晚会 有否政治觉醒

  回看《没》片,多处思考与当下紧紧呼应:对国族身分的省思、对民主人权的觉察,甚或对港人参与学运的批判。近年,六四烛光晚会被批评为「自渎式」不思进取 的空虚仪式,恍如宗教手势一样无力贪乏。早在当年已有此种反思。在重建民主女神像运动中,艺术家黄仁逵也曾指出香港学生的参与很多时只出於为「心安理得」 的附和,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民主女神作为反建制的一种挑衅象徵,一遇恐吓便退缩,他说:「上了街就好开心,下次有事又上街,这不是一个政治觉醒。」

  这种港人懦於牺牲的品性,与当时的移民潮遥相呼应。六四後,不少人移居他国,或领取别国国籍当买「政治保险」。影片以舒琪自己的家庭出发。大哥将与一家移 民离港,二哥长居澳洲教书,只剩他与老妈在去与留当中踟蹰。当二哥问他要不要移民一两年买个政治保险,他背着镜头说:我做不出来。「我不能过这条底线。对 我来说,买政治保险,不是一个正义的行为」,「我不能够说你是错的,但这是 integrity 的问题。如果我真的移民,就要移架啦!如果我只是买条後路,即是骗人!我不能够揸住两个护照,边个啱用就拎边个出来。」二十五年後,舒琪依旧思言行一致, 「我很感谢我妈咪和学校对我的教育。我妈是一个好正直的人,有正义感,这影响我很深。」

  因着电影 了解中国

  对气节的固执,老土得来,令人惜敬。十多岁开始写影评,已是左派统战的对象。他第一次回大陆,就是由左派带他到广州参观人民公社。到达大寨,只见成班工人 在吃大镬饭,一碗碗黑色的米,就是一群刻苦热血的工农们的维生食粮,「我们那时觉得,食那种食物,是与有荣焉。那时共产党的理想是很 appealing 的:为国家建设,大家一起刻苦,相信一个理念,就是平等,人民作主。」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红潮烧得正盛,左派理论解拆世界,把资本主义视为必须攻讦的意 识形态,即便是高达的 La Chinoise 也是高举「红簿仔」。然而,锺情电影的舒琪,自大学後益发感觉到左派文艺的空洞样板,而文革与改革开放对左派支持者更是重大打击,在质疑与失望之中,他与 国家、政治,渐行渐远。

  把他带回中国的,却又是电影。八十年代早期,中国政府把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重新开放,舒琪得以多次回大陆看片与访问明星,因而耳闻目睹许多文革故事。有 一次,他去探望导演田壮壮,「田壮壮阿妈叫于蓝,是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也是延安分子,根正苗红,年轻时是当红女明星。那时见她发现她一边面没了感 觉,原来是文革时被人打,打到半张脸都死了。」又一次,他跟路上认识的民工回家吃饭,发现他的家人在文革中都遭受巨大伤害,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每个 人的经历都是真的,就连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巨大痛苦下的受害者。」穿梭在一个个生命被摧毁的记忆里,他才觉悟到这件既远又近的历史 事件所带来的根爬结底的伤痛,「这令我重新思考中国是什麽,再回想到六七暴动、满街菠萝的时候。你感觉到它正要来到,你有必要去认识它。」

  刻痛再思六四 从投入到退缩

  不论是文革还是六四,历史事件对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有不同意义,舒琪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安门!」对一些人来说,天安门是凝固着理想的活碑,纪念 无私纯正之义;对更多的人而言,或许早已封尘积垢,化於冥土。六四过後,城市的恢复比想像中快;生活,永远有其削平情绪的横蛮之能,「香港人最大的特质, 就是自私。」舒琪的观察,如他一贯对电影的评论,尖锐、坦直至痛处,「香港人对自身的利益很紧张,那是他的底线。如果你可以让他保有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什 麽都不理。公义和 Integrity ,这麽大的字眼,香港人到一个地步是,他可以毫不理会,如果他的自身利益受到保障。」

  捐钱,买个心理安慰

  年复年的,他到不同大学播放同一纪录片,一再反覆思辨他的「天安门」,有个刺痛反思:六四与香港的关系,很可能始於香港人对前途的不安。中英联合声明後, 如日中天的港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限;想到那将要压在头上的共产党,令港人产生了巨大恐惧,「香港人拥有太多,就害怕失去。面对共产党,面对不可逆转的现 实,一旦学生运动出现,就似见到有希望,真的相信这个运动去到那个层次,是可以改变到中国的命运。」也许,不少港人并非全心相信民主人权,只是潜意识,想 买一个梦、一个保险、一桩投资,「香港人最叻就是捐钱,买一个心理安慰。潜意识中,他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去推动学生的民主运动,如果学运成功,就能改变他 们自己的命运。」当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与东华筹款也别无二致,「今日你付一百元,会在荧光幕上物质化地呈现出来,变了一堆帐幕。我们就像在赞助一个 活动 ,但我们坐在一个很安全的位置。」支援民运以改变命运,又有何不合理之处?「合理,但一旦这个梦碎了,而那个冲击是这麽具体而危险的,你就会明白」,「香 港人以往很自信,但原来有一件事可以很快把你的自信打到崩溃。那个觉醒,令你知道原来梦是假的,你意识到所有政治和国家的事,最好跟你无关。你花了那麽大 的力气,做了这麽多事,原来,脆弱到一开枪,什麽都没有了,因此退缩特别快。」

  一无所有 而毋惧

  二十五年来,到底当日「觉醒」的人,到哪去?香港凭藉当日的刻痛,又改变多少?舒琪从不乐观,他形容,现在香港是「烂仔社会」,人的不安愈来愈严重,犬儒 之性愈来愈普遍,各家自扫门前雪,议政论事继续只在安全位置,在面书写一个 status 、 like 了即是支持,数骂他人发泄後已感满足,「香港人太聪明太现实,无改变过」,「现在香港人是无,就更加更加退缩。为何 silent majority 那麽多?经历了这麽多事,何以没有一个意识的唤醒?」

  年轻人是最大希望

  港人年年纪念六四,却也是换来一个荒漠,一城犬儒。到底六四又有多大意义?「有!你睇吓年轻人!他们是我们的最大希望。」二十五年前後,历史的牵头者都是 一无所有的学生。舒琪坦言,成年人太世故,放不开的太多,最後也是懦弱,「我们如果无,就不知如何生存。我们拥有过,知道拥有的好处,拥有的甜美何在,但 他们从来没有,亦没有想过要有。」无所有,即无所惧。

  舒琪说了一幕场景:日前的纪录片放映会上,有学生坦言,面对当下香港的困局,束手无策,「学生也不知怎算,去游行无用,可以点?怎料有个学生举手说,「寻 日我放学搭船返澳门集会,有二万人示威,香港系澳门人口十三倍,我番去,即系有十三个人返咗去,三个人就系三十九个返去啦!」说着,露了个老怀安慰的笑。

  他说,自己不是乐观的人,却也不会绝望,「我的信仰告诉我,这个世界没有一定。」

  关於香港人身分

  在高举「香港人」身分的当下,舒琪却坦言不明白何以要那麽强调香港人的身分,也不认为重视「本土」就要舍弃与其他文化接触互通的机会,「去到最後都是人,你不能把人一概而论。你不能容许自己让这些观念去阻碍你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想法或行为,因为事情没有绝对。」

  当日在《经济日报》的专栏文章,收录成六四实况小说《天安门演义》。读着,就如一幕幕广场历史的再现。当中炽热的情绪与文句,可以想像,人的灵魂被烧炙的 伤痛,沉积在心房暗角。舒琪坦言,每年到六四烛光晚会都无法忍受主持人一副哭丧脸,但「参加的普通人,是一种纯粹的坚持,作为提醒,那件事真是很痛。看见 这麽多人,你觉得,那件事还在他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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