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胡耀邦沒有發怒，反而派遣了兩名官員，到上海來聽取我們的意見。我感受到鼓舞，于是幻想，有胡這樣的開明領導人，中國的民主進程，或許可以從政府的改革開始。然而，胡耀邦自己的下場卻是，被“老人幫“趕下台。

1986年冬天，發源于安徽省的學生運動，波及到全國十幾個城市，其中，以上海學生運動的規模最大，持續一周，每天上街示威的學生，都有幾萬人。12月20日那天，形成高潮，參加遊行的學生，多達7萬人，跟隨和圍觀的市民更多。我引領遊行隊伍，踏遍了上海的幾十條大街，一路領呼口號，直到嗓音完全沙啞。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以這種特殊的方式，我度過了難忘的23歲生日。

學生運動自發結束。在北京，胡耀邦遭到以鄧小平爲首的政治老人圍攻、責難，經過一個多星期羞辱性的內部批判會，胡遭到罷黜，黯然下台。這一事件顯示，手握實權的政治老人，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阻力。接替胡耀邦出任總書記的，是時任總理的趙紫陽，也是一位開明派、改革派，只不過，與胡耀邦相比，他顯得更爲沈穩、機敏，暫時獲得鄧小平和老人幫的信任。

八六學潮後，我從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出任經濟系助教。到達廣州後，我迅即開始在當地傳播民主思想，並尋找知音、同道。不少人給我潑冷水，說：廣州是一個商業城市，人們熱衷做生意，沒人關心政治，沒人對民主感興趣。

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的高潮

但我並不氣餒。不久，在我身邊，就形成了一個向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朋友圈子。到了1988年，我們開始計劃，要在1989年發動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以紀念中國“五四”運動70周年和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我發起每周民主沙龍，探討中國前途，吸引了更多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參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這一突發事件，改變了我們原定在廣州的計劃。中國民主運動被提前引爆。以悼念胡耀邦爲出發點，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包括廣州和全國各大城市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喊出“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學生運動，很快演變成社會各階層參與的全國民主運動，遍及三百多個城市，各地動辄數十萬人、或百萬人參加，曆時近兩個月。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不僅創下中國曆史、也創下世界曆史的記錄。

作爲大學教師，我被推舉爲學生自治會的名譽主席，除了組織示威遊行，更奮筆疾書文告和大字報，每天書寫三十多份，有的提供給學生領袖，成爲他們的演講稿；有的張貼在校園中心，啓蒙思想；有的制成傳單，成爲街上的宣傳品。

那段時間，包括我在內，大多數中國人都很樂觀，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中國人似乎從來沒有那麽高興過，每次遊行，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我們憧憬著，一個民主的中國，很快就會到來。

“六四”大屠殺，中國的希望破滅

然而，老人政治，繼續成爲中國的頑疾。在北京，在中南海的深宮裏，大權在握的老人集團，磨刀霍霍，圖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身爲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暗中調集三十多萬解放軍，包圍北京。在黨內，經過又一輪激烈的權力鬥爭，鄧罷免了主張與學生對話、開啓政治改革的開明派總書記趙紫陽，並將他軟禁。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軟禁了推行憲政改革的光緒皇帝。陰暗、冷酷、殘暴的中國宮廷悲劇，再一次重演；中國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淩晨，85歲的政治老人鄧小平下令展開大屠殺。強行進入北京的解放軍，用衝鋒槍和機關槍掃射人群，用坦克碾壓學生和市民。密集的槍聲，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和哭喊聲，交織成一片。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展開了英勇抵抗，阻擋並焚燒進城的軍車和坦克。中國首都，火光衝天，濃煙滾滾。北京，成爲一座戰爭的城市、一座燃燒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國軍隊，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朝自己的人民開槍！

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最終不敵全副武裝的解放軍。經過一夜屠城，解放軍控制了北京。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政治老人、解放軍、坦克和機關槍聯合粉碎。

身陷囹圄，揭露中國黑獄醜聞

鎮壓之後，當局展開了大逮捕。我被列爲廣東省的四大通緝犯之一，不久被捕，投入監獄。用厚重的鋼筋混凝土封閉的黑牢，彷如一座墳墓。在這樣的墳墓裏，我被活埋了三年。因爲長年見不到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皮膚變薄，一碰就會出血、潰爛，而且，傷口長時間不愈。頭發變幹，如稻草一般。但我存活下來，直到三年刑滿釋放。

出獄後，我繼續從事政治活動，再次受到當局傳訊。我逃往香港，卻遭香港警方遣返。于是，再次落入中共的牢獄。這回，當局未經審判，就將我判處兩年勞教。爲了報複我，當局將我發配到一處山區，白天，在碼頭擡石頭裝船；晚上，在勞教場制作人造花。在管教幹部和犯人頭的棍棒交加之下，犯人們像奴隸一樣勞作。彷如電影《斯巴達克斯》（Spartacus）的場面。

我發現，我們生産的人造花，被貼上了英文商標和美金標價，因而懷疑，中國當局非法出口奴工産品。于是，我暗中寫信給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組織，揭露勞教場的黑暗，並附上人造花商標，供他們查證。我的密信，經過曲折的路徑，到達美國。人權組織在美國商店發現了這類商品，證明中國當局非法出口有我參與制作的奴工産品。由此，中國政府備受國際壓力，勞教場也不願再容留我這麽一個“麻煩制造者”，在這兩重因素下，我被提前釋放。那是1995年3月，我重獲自由。

出獄後，依然遭到當局的嚴密監控。信件受檢查，電話遭竊聽，行走被跟蹤，並經常被公安官員約談。身體走出了監獄，精神還困在監獄中。其實，整個中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大監獄。我同時發現，“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社會整體沈淪，官場腐敗，社會道德滑坡，酒池肉林，銅臭薰天，中國政府有意將中國人民引導到一個紙醉金迷、醉生夢死的境界，讓中共政權免受挑戰。公安官員對我表示：願意協助辦理護照，讓我出國。他們說：像你這樣的民運人士，要麽一次又一次地坐牢；要麽出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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