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4年6月1日讯）“天安門事件”，發生在25年前的中國民主運動，以及中國政府的大屠殺，成爲世界歷史的重大標志性事件。25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遮掩和抹殺這段歷史，但世界各國，包括日本，都記錄了這段歷史。墨寫的謊言，改變不了血寫的史實。

我在紅色恐懼中長大

主持人告訴我，面對八九後的日本年輕人，我應該講講自己的故事，從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到流亡海外的政論家、作家。去年，我在日本扶桑社出版的《紅色紙老虎內幕》（赤い中國消滅 －張子の虎の內幕）一書中，敘說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從我能記事的三歲起，呈現在我眼前的，就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場景：暴力、血腥與恐怖。我的父親，一個中學教師，因爲祖上富有的家庭背景，遭到不斷的迫害。被捆綁，被毒打，下跪接受群衆大會的批鬥。

我八歲那一年，我的母親，在長年的驚嚇和貧病交加中，突然離開人世。父親曾帶上母親，從西部的四川去東部的南京治病。兩個月後，父親一人歸來，帶回一個精美的黑匣子。那是一個物質匮乏的年代，就連我們平時裝衣服，用的都是紙箱子。我從未見過如此精美的黑匣子。正當我驚異莫名，父親說，那是骨灰盒。母親在裏面。原來，曾經美麗的母親，已經像蠟燭一樣，燃成了灰燼。

我的人生，陷入了更深的災難。父親一人，拉扯著我們四個孩子長大。爲了生存下去，從八歲開始，我就被迫從事沈重的勞役：上山打柴，下河捕魚，侍養雞、豬、兔子、蜜蜂等，從早勞作到晚。別的孩子在操場上玩耍，正在幹活的我，只能羨慕地看著。籠罩在家庭背景的陰影下，小學畢業後，我幾乎失去升初中的機會。

毛澤東死亡，中國的轉機

1976年，統治中國長達27年的大獨裁者毛澤東死亡，按照他臨死前的指定，華國鋒成爲過渡時期的領導人，但毛的真正意圖，卻是要他的妻子江青接班，成爲最高領導人；而在江青之後，將是毛的侄子毛遠新。然而，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及毛遠新。以這一事件爲標志，毛澤東時代結束，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進入經濟建設年代。

毛澤東的死亡，讓中國、也讓我的人生出現轉機。中國恢複了曾經被毛廢止的高等教育。在家裏排行最小的我，趕上了考大學的機會。十六歲那一年，我考上了位于毛故鄉的湖南大學。

北京高層的權力鬥爭並沒有停止。鄧小平，曾在革命年代緊緊追隨毛澤東，但毛發動文革後，一度將他打入冷宮。華國鋒開恩，允許鄧再次出來擔任領導職務。但鄧恩將仇報，憑藉他的老謀深算，幾年後，鄧小平把華國鋒趕下了台。

鄧小平開啓老人政治

從1979年開始，75歲高齡的鄧小平，成爲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當代中國的老人政治，由此建立。以鄧小平爲首，有一個“老人幫”，其主要人物，被稱爲“八大元老”，他們控制了中國政治，越過憲法和黨章，挑選或罷免主持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後者相對年輕一些。

鄧小平主張經濟改革，起用改革派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分別出任總書記和總理。在胡、趙主政下，1980年代，成爲當代中國最寬松、最開放的年代。曾經封閉的中國，與外部世界有了越來越多的交流。中國的民主運動，就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童年的磨難，讓我多思而早熟。自幼酷愛閱讀，上大學後，更是博覽群書。十八歲那一年，我在湖南大學圖書館，讀到一本書：《斯大林與中央委員會》，作者是蘇聯社會科學院院士，中文的翻譯本，只有在大學的圖書館才能見到。

這本書，讓我陷入深思，繼而霍然醒悟：中國的災難，就像蘇聯的災難一樣，都是因爲一黨專政的制度；毛澤東就像斯大林一樣，都是冷血、殘暴的獨裁者。我意識到，權力必須受到監督，人民必須當家做主；中國的出路，在于民主化。從那以後

，我暗暗立誓，要爲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

胡耀邦，1986年的學生運動

思想變成行動，我開始在同學中談論民主價值。1985年，當我在上海同濟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時候，我與身邊的兩個同學，用悄悄散發傳單的方式，啓蒙民主與自由。有一天，我踩著自行車，冒著凜冽的寒風，獨自到另一所大學散發傳單，回去的路上，突然覺得自己很孤單、精神很空虛，周圍的人，都悠哉遊哉、得過且過

，不禁自問：我爲什麽要這麽做？

然而，聚集在我身邊的知音越來越多。1985年冬天，22歲那一年，我寫了一封“萬言書”，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中國政府，推行以民主化爲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我聯合另外9名研究生，共10人，在萬言書上連署簽名。在中國，民間人士給領導人寫信，通常冒著風險，如果領導人發怒，寫信的人可能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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