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东网友 李云飞

新疆问题从本质而论是中共新疆政策严重失当所致

解放前，中共曾向“三区”（伊犁、塔城、阿山）人民承诺新疆问题由民族自决。解放后，中共食言转而谋求永久统治，并借鉴俄属突厥斯坦苏维埃政权经验，通过移民和文化同化政策来削弱本土民族的政治诉求。于是，新疆的“民族自决”以“自治区”这一行政概念取而代之。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区仍能有效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这种自治区一般会实施高度的地方自治，属于国家第 一级行政区划，可拥有自己的立法与行政体系。如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等国，都设有类似的自治区。这种自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少数族裔在国家主体民族中的民 族利益，如生存的权力、信仰自由的权力、保持传统文化的权力以及作为原住民对本土资源优先使用的权力。

实践证明，这种自治区并无损于国家统一，并能有效解决国内的族群矛盾。然而，中共对新疆的移民和同化政策从根本上消解了自治区概念的原始意义，并且施行以党代政，由汉族干部出任党委一把手，并完全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章法办事。

如此一来，中共统治下的自治区仅存一空洞的名目，并且与当地少数民族在族群权力、宗教和文化上不断发生冲突。今日新疆问题，拨去皮毛从本质而论，实为中共新疆政策严重失当所致。幸甚至哉，共和国史上存有胡耀邦的民族政策，可资后人参悟与借鉴。

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选之初便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他说： “自治与自主权是密切结合的。这就是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这就是辩证法。没有充分的民族自治权,就没有各民族的大团结”（《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 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p113）。自治就是自治权，胡耀邦提出要放权给自治区。这种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立即遭到一些中共官员的抵触。

1984年，胡耀邦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你们无非是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 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 出现大叛乱。”（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他接着说：“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代替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踫大钉子 的”。（同上）最后他说：“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你越怕丢掉的东西，越是缩手缩脚抓住不放，就越是会丢掉！”（同上）胡耀邦把自己的民族政策概括为六个 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至少免除自治区两年的农牧税。“放开”，就是在所有经济领域都要放宽政策。“走人”，就是除必要的干部外，所有汉 族干部都调回内地安排工作。他鼓励各地少数民族一把手制定相关政策维护自身的权益，为本族谋福利。在新疆，胡耀邦重修被毁的清真寺，修突厥文化史，平反冤 假错案。

铁血治彊，胜算几何？

在胡耀邦当政时期，新疆没有发生一起暴动事件，这与王震主政新疆一年（1950年）出现16次武装暴动 形成鲜明对比。显然，在这种宽松的民族生存环境下，没有人不是爱国者！相较如今国民无爱国心，官民水火不容，当政者是否当自省乎？1987年胡耀邦因“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辞职，两年后与世长辞。随着他的去世，共和国最宽松的民族宗教自由时期宣告结束。

25年来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日趋严峻，国人有目共睹。今天共和国的精英们正在四处寻求治彊良方，而它30年前就存在于共和国的政策中，关键在于谁有魄力付诸实施。

随着胡耀邦政策的终止以及高压政策的推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随之产生。该运动的支持者们提出的要求 是：实现东突厥斯坦原住民的政治自决；停止旨在改变东突厥斯坦人口状况的移民计划；停止对当地突厥语民族文化的破坏；停止汉化以及强制汉文推广政策；停止 限制宗教自由；停止在新疆境内的核试验（止于1994年）。

历史的链条环环相扣不容得有“如果”，而如果胡耀邦80年代的治彊之策得以推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 支持者们的上述诉求就没有理由被提出来。2005年11月17日，达赖在接受美国《世界日报》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胡耀邦当时继续掌 权，西藏问题早就解决了。”

少数民族不仅自治名存实亡，宗教信仰亦遭干涉。喀什图书馆2013年3月8日在门前的一个通知中这样写 道：“尊敬的读者：戴头巾、面纱、穿着吉力巴甫服饰禁止进入图书馆！”于田县英巴格乡中心小学门前告示写道：“不准戴头帽、头巾进入学校”。2014年焉 耆县七个星镇党委发给村民一份《七个星镇村民不带异常头巾、不着奇装异服、吉利巴甫和男青年不留大胡须责任书》，并要求所有家庭成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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