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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走向社会、走向公众，公开信息
1988年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按计划结束。此时，三峡反对派发现了自身的一个弱点，武死战，文死谏的上书路，是一条封闭信息的路，一条最 终走不通的路，能纳谏的明君根本就不存在。三峡工程不但关系整个中华社稷，而且关系到子孙后代，他们决定尽快地将信息公开，把反对意见告诉民众，而且要用 普通百姓能听得明白的话。
这个任务就落在著名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身上。戴晴邀请了北京各报刊的十余名记者，分别对十余名三峡反对派人士进行采访，并收录了孙越崎等政 协委员的上书及其他一些文章，编辑成册。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女士的帮助下，《长江，长江》这本收集了三峡反对派意见的书在1989年2月底公开出版 了，赶在每年的“两会”之前。三峡反对派期待社会对此作出反响，并期待在国务院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有一次更大的交战，并自信能再次阻止三峡工程的上 马。
现在回头来看，自从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三峡工程发生的所谓“新问题”和旧问题，在戴晴编著的《长江，长江》一书，以及田方和林发棠 编著了《论三峡工程》，《再论三峡工程》和《三论三峡工程》中都有论述。笔者还没有发现三峡工程有什么始料未及的问题。只是很少有民众看过这些书，了解三 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
八、六四后对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焚书坑儒”
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发了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学生的民主运动使得国务院在1989年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已经变为不可能。
北京大街上的坦克碾碎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科学和民主决策的梦想。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一书被当作“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 毁，销毁的册数在三万册以上。《长江长江》的主编、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作为动乱与暴乱的幕后黑手投入了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城监狱。
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以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向三峡工程反对人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分别寄出了检举信。 林华和田方的工作单位、国家计委党委收到如下的检举信：《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 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
为此国家计委党组负责人找田方单独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田方不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此次是国家计委党组织出面保护了你，如 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国家计委党组织也无能为力，政治后果要自己负责。从1989年6月4日到1992年4月三峡工程决策，林华、田方都无法在公开场合 对三峡工程发表意见，其他反对人士也是同样命运。
1989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但六四后对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焚书坑儒”似的迫害，使得对三峡工程反对派发表不同的意见，变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变成了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的行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据报载，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后，有外国记者问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家铮回答：“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六四后向三峡工程反对人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寄检举信的正是潘家铮属下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难道潘家铮对此一无所知？难 道三峡工程反对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是对三峡工程的最大贡献？当三峡工程反对派在遭受政治迫害时，作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 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你为他们做了什么？那时你说过我不赞同反对派的意见，但是我维护反对派表达意见的权利？那时你说过三峡工程反对派不是反对四 项基本原则，不是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而是为三峡工程做了最大的贡献？
九、没有六四的武力镇压、没有六四后的“焚书坑儒”，就没有1992年的三峡工程上马
1992 年2月20日、21日，由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会议邀请钱正英、李伯宁这两位三峡工程主上派到会（没有一位反对派人士到会），钱正英 做了三峡工程和洞庭湖关系的报告，一个二十多年后依旧不敢公开发表或者解密的报告。就是在这个一面倒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策层还是没有把握，一个月后的全 国人大会议是否能够通过三峡工程的议案。
可见，如果在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和主上派在1989年的逐鹿中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没有六四的武力镇压、没有六四后的“焚书坑儒”，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这两项罪名，就没有1992年的三峡工程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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