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以他的大仁大勇，雷厉风行地领导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的伟大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解放了长期在社会底层备受煎熬欺凌的亿万贱民，使他们得以扬眉吐气，成为平等的社会公民。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再一次地消灭了阶级的分野和对立。社会的平等化，不但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基础，而且带来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化。这首先应当归功于胡耀邦，是他的远见卓识和超人的胆略，为解放受难民众而敢冒风险的道义、勇气和精神，才能建立如此彰明昭著的丰功伟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是值得浓墨重彩地大书的一页，胡耀邦也必将因此而名垂青史。田纪云称赞说：“这样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任仲夷也说：“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均见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这是他们基于自己的深切体会所作出的公允而中肯的评价。
 
由于农奴阶级和贱民阶级的消灭，八十年代的中国成为近现代历史上最平等的社会，也是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遗憾的是，在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被扭转了，以致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的十多年来，不断孕育出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同这两大剥削阶级的产生相对应，出现了新的贱民阶级--土地被占、房屋被拆及因计划生育、就业歧视等弊政而倾家荡产的受害者。这些年来，使清白无辜的公民沦为贱民的冤假错案，更是层出不穷。
 
我在4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不要催生新的贱民阶级》。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一个“使我激动不安的疑问：当局的倒行逆施，是否正在催生着新的贱民阶级？”我以倪玉兰从中央机关干部和高级部门的法律顾问，只是因为她助人维权，频遭打击迫害，以致沦落成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能在地下通道栖身的贱民为例，指出：“一个处于被剥夺被压迫的恶劣处境的贱民阶级，正在孕育和形成之中。”我还在文末呼吁：“千钧一发，时不我待，执政者是否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明智地处理这个问题？”将近四年过去了，那些导致普通公民沦为贱民的弊政，虽然有所改善，如取消了劳教，平反了少数杀人冤案，但从高层的指导思想到基层的施政方式，却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权贵豪强对弱势公民的剥夺和压迫仍在继续，冤假错案持续增加，贱民队伍不断扩大，政治形势十分紧张，社会危机日益尖锐。严峻的现实，呼唤着再一次的平反冤假错案，呼唤着胡耀邦式的领导人。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发展趋势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十来年积累下来的社会对立和冤假错案，尽管比胡耀邦的时代还要复杂，还要多，但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也必然是会解决的。问题在于解决的具体形式如何：是阶级压迫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自己起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讨回公道，消灭阶级？还是当政者向胡耀邦学习，利用所掌握的政治优势，主动地开辟平反冤假错案、消除阶级对立的渠道？抑或是朝野协作合力，共同推进这个艰难复杂的历史课题的解决？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究竟会如何解决，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消长和客观条件的走向，也取决于当政者是否能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人微言轻，就只有等待历史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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