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之后，北京对付香港的策略由过去的“温水煮青蛙”变成“滚水煮青蛙”。在“温水煮青蛙”时代，北京当局理不直气不壮、名不正言不顺，多少有些顾忌国际社会的观瞻以及港人的切身感受，相继推出作为代理人的资本家（董建华）和公务员（曾荫权）来治理香港，自己躲藏在幕后发号施令；而到了“滚水煮青蛙”时代，北京当局荷包鼓鼓、昂首挺胸，恰逢习近平这个“溷不吝”的“勐人”，便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式，赤裸裸地推出党人（梁振英）来治理香港，他们认为，香港已是囊中之物，港人敢不乖乖就范？然而，既然是“滚水煮青蛙”，青蛙必定要拼命求生。一向政治冷感的港人，一旦发现自由流失、法治恶化、民主遥遥无期，便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遂走上街头、发出呐喊、激烈抗争。

　　于是，“占领中环”运动应运而生。“占领中环”堪称“置之死地而后生”之举，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香港民主运动新的亮点。方兴未艾的占领“中环运动”，与中国大陆的“零八宪章运动”、“新公民运动”等交相辉映，一同标志着中国的民主转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非任何政党、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强势领袖的力量所能阻挡。即便中共每年消耗高达七千亿人民币的维稳经费，以及驻港解放军荷枪实弹的演习，却已经不能让中港民众继续低眉顺首、忍气吞声地“活着”了。谁能再度催眠已经觉醒的公民呢？“占领中环”提升了香港泛民阵营近年来萎靡不振的士气，它不仅是一个绝佳的创意，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精神复兴。“占领中环”是非暴力抗争、是公民抗命，且以“爱与和平”为标识，其深厚的基督信仰背景不容忽视。《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一书，正是在此维度上展开了“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在这一场公义之战当中，基督徒不仅没有缺席，而且站在了最前线。??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占中三子”的信仰背景??在三位“佔中”倡议者中，有两位是基督徒，其中一位是牧师。最年长的朱耀明牧师被誉为“新教里的陈日君枢机”，从一九八九年与司徒华等组建支联会，发起“黄雀行动”救助被北京追捕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此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一直矢志不渝地为公义而呐喊。戴耀廷教授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不仅委身教会，而且热心传福音。另一位陈健民教授虽然还不是基督徒，却谦卑地从基督信仰中汲取精神力量。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陈健民受邀到中大崇基学院的週会上演讲。几年前，我也曾受邀在此周会上演讲，周会在崇基礼拜堂举行，如同一个简化版的基督教崇拜仪式，在讲台的后方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在问答环节，有一名自称已毕业数年的校友，提出了一个刁难的问题：「如果这刻解放军来捉你，几十支步枪指着你，生命只馀下一分钟，你最后的遗言是什麽？」

　　当时，现场的同学们有点吓呆了，没想到有人问得这麽尖锐。结果，陈健民教授坚定地回答他：「我会『回头』，望向这十字架。」然后是全场鼓掌，掌声长久不散……

　　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本质：为了爱、和平与公义而宁愿舍己，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参与“占中”，有可能违反现行法律、被捕下监、失去教职——对于戴、陈两位而言，教职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也意味着优越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众所周知，香港的大学教授的待遇在全球最好的。

　　戴耀廷是一位法学家，与新教改革先驱加尔文一样，融汇了法学与神学，寻觅到一个接近圣经真理的渠道。他指出，圣经中多处强调公义的价值，既然上帝是一位喜爱公义的上帝，也就要求信徒去行公义。那么，基督徒如何行公义呢？“当法律本身是不公义的，基督徒也当去推动改变这些法律。若制度是不公义的，那么基督徒就可能参与推动制度的改革。”

　　朱耀民牧师长期担任柴湾浸信会的牧师，并兼任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主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常委等社会职务。他对圣经有着精深的研究，他认为摩西和但以理就是圣经中公民抗命的典型。他强调说，今天香港的政治已经走到悬崖上，自己虽已退休，仍然要站出来，充当“拿起棍子敲响警钟”的角色，希望市民停下来检视这个社会的现状，这也正是圣经中教导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陈健民则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整个占中运动与基督精神很接近：「马丁?路德?金争取平权的不合作运动是受到基督精神的启发，以这种方式去抗争，有复和的意义，整个运动要自我受苦，被捕、被打，自我牺牲而再转化复和。如果以革命这样以暴易暴的方式，整个社会非常分裂；但如果以这种方式，社会很容易复和。」

　　由此可见，考察“占中三子”的智慧与力量的源头，就来自于圣经真理。这样的真理曾带领潘霍华、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主教、索尔仁尼琴等反抗暴政、拥抱自由；这样的真理同样带领着朱耀明、戴耀廷、陈健民以及更多的香港人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般对抗中共的强权与谎言。??“占中”是一块无从躲避的试金石??“九七”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北京的“强国”气焰越发嚣张之后，香港社会陷入巨大的分裂之中：建制派与民主派、“在地”港人与负有特殊使命的新移民，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的始作俑者，正是北京当局。他们希望香港社会越乱越好，乱了才能火中取栗。

　　在分裂的香港社会之中，也有分裂的香港教会。总体而言，香港教会偏向于维持既有的社会结构，避免批评社会不公，至多涉及同性恋、性交易、毒品等道德伦理议题，有着鲜明的中产阶级社群因循守旧的特质。几次小圈子选举，“代表”教会界投票的人士，全都投票给北京当局和香港权贵阶层认可的候选人。面对越来越强势的北京，香港教会片面强调“顺服掌权者”，即便与内地教会互动时，也多半与官方“三自会”系统合作，而不愿声援受逼迫的家庭教会。做的稍好的，最多是两边都来往、力求平衡而已。像天主教的陈日君枢机和新教中的朱耀明牧师这样的神职人员，像司徒华、戴耀廷这样的平信徒，在教会中是少数派。

　　习近平上台后，以强势作风引发了港人的新型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外面依然惊涛拍岸，一向遗世独立的教会在慢慢觉醒。长期主导香港社会的所谓“中环价值”，即政商勾结、垄断地产而造成的虚假繁荣，再有中共黑手介入，是撕裂香港社会的元凶，是阻挠香港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拦路石。如何对抗、替换“中环价值”，缔造一个充满爱、和平与公义的香港，理应成为香港教会的文化使命。在《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一书中，收入了多位牧师、神学院教师、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支持“占领中环”运动的文章。比如，香港最具锋芒的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的总编辑罗民威指出，公民抗命为的是争取“以法达义”的更高层次的法治精神，教会群体应当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公民抗命；曾任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基督徒学会创会总干事的郭乃弘牧师指出，教会应当为“占中”运动说句公道话，牧者和信徒应当走出惧怕和沉默的状况而愿意出声，甚至成为“占中”义无反悔核心分子的同行者；资深对冲基金经理、自称“金融传道人”的钱志豪指出，金融人更需要有超越“中环价值”的勇气，为下一代发声！

　　书中也收入多篇对“占领中环”的倡议持怀疑乃至否定立场的文章。不同于“不是服侍上帝而是服侍权贵”的吴宗文那样赤裸裸地攻击“占中”、甚至威胁教友若是参与就要赶出教会；书中的质疑和反对的意见，大都有相对完整和绵密的学术阐发，因此更值得作出正面回应和辩难。比如，多年来研究潘霍华的神学院教师邓绍光，撰文批评占中“手段与目标分离”、是“某种形式的暴力胁迫”、不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但是，若用此单一标准衡量，挺身反抗纳粹暴政、甚至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潘霍华，才是比占中“激进”千百倍的“恐怖分子”，根本不值得尊崇和研究。而同样是神学院教师的禢智伟，指责占中是“制造恐惧”，聚众“示威”并不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反倒是效法耶稣向权势“示弱”才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然而，参照上个世纪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若非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共汽车上让座给白人，若非马丁?路德?金领导百万民众向华盛顿进军，而是像禢智伟所说的那样继续“示弱”、逆来顺受，公义岂能从天而降、种族歧视岂能坚冰突破？邓绍光、禢智伟所论，在神学上存在偏差，并不符合宗教改革以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倡导的实践“整全性的信仰生活”、并建造山上之城的传统，也与目前香港社会群情激奋的世态人心脱节。

　　反之，倒是非基督徒的陈健民，比某些熟读圣经的神学院教授更接近圣经真理。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说：「我是福音使者而不是民主使者。但《圣经》的福音涉及人权的各个方面；如果民主能保障人权，那麽民主亦应是教会宣讲的信息。」陈健民坦言，自己的理念深受若望保禄二世影响：「如果有一个政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太太，没犯任何事但被禁锢，像李旺阳之类的民运人士可以『被自杀』，但一个宗教信仰却认为不用对这个政权採取任何批判态度，我会质疑这个是怎样的一个信仰？如果你看见今天的法律根本就不平等，而这个信仰却说『没所谓、没绝对的』，这个信仰还有什麽生命力呢？」

　　不低估共产党的邪恶，也不低估爱与公义的力量??“占中”运动未来会取得怎样的成果，谁也无法预料。作为身在异域的旁观者，我有一些期许和建议：不低估共产党的邪恶，也不低估爱与公义的力量。

　　戴耀廷为我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作序，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与我有一定的差异。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技术官僚，具备一定的理性，无论处理外交和内政，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一般都不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但在我看来，习近平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对毛主义的迷恋，以及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喜好。江泽民是技术官僚，胡锦涛是政工干部，习近平则是不愿受游戏规则束缚的太子党。习近平对知青时代引以为傲，那是一个依靠直觉胜过依靠理性的时代，这就使得习近平的决策中有更多非理性的成分。极权体制下独裁者的理性，只是浮在水面的薄薄一层，在水面之下，有着更大的、幽暗的非理性部分。前苏联改革派领袖雅科夫列夫长期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担任要职，对这个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观察和分析。他在《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一书中指出：“党的生活体制本身彷佛一个警觉而严格的过滤器，它巩固和发挥人身上的一些品质，压制另一些品质，让一些品质萎缩下去。凡是在当时的政治中周旋的人，无不沿着升迁的台阶顽强地爬行，随声附和，耍耍花招。只是狡猾的程度不同而已。谁也不能违抗体制溷进权力机关。”同样的道理，能在中共这个大染缸中熬成党魁，习近平的邪恶是明明可知的。任何忽视他的邪恶的想法，都将招致严重的后果。

　　当年，邓小平下令对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决定——即便对邓小平本人的利益而言，这也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坏的那一种。如今，习近平未尝不可能下令解放军在中环开枪，只要在开枪之前让军警扮演成“暴徒”先动武，就有了开枪的借口——这样的决定当然是非理性的，却是习近平的选项之一。所以，在充分估计到中共和习近平的邪恶的前提下，谨慎而周详地做好各种预案，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天安门惨剧在中环重演。

　　这场战役刚刚拉开序幕。我们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法宝？正如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所说，与掌握了武力、财富、文宣等工具的中共政权相比，反对派一无所有，唯一拥有的便是道义的力量。就“占领中环”运动而言，这份道义的力量便是爱与公义。在美国、在南非、在波兰，爱和公义不仅改变了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更改变了人心。今天，香港也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