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是社会组织网络这一形态，还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这一形态，当前的中国公民社会遭遇维稳体制，必须战胜维稳体制才能迎来宪政转型的曙光。

维稳体制和公民社会的较量

    维稳体制中共后极权主义政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政权稳定的专政体制。这种体制一面将中共的一切工作都纳入维护政权稳定的轨道、所有举措都以是否有利 于中共政权的稳定作为首要评判标准，从而排斥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进步；一面滥用国家暴力对威胁政权稳定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力量进行打压和控制，从而使中国公 民社会无法成长壮大。维稳体制的始作俑者是邓小平，建立于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间。还在1989年“北京之春”以前，邓小平就喊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提 法。“六四”之后，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哗啦啦土崩瓦解之后，躲过生死劫的中共党国领导层将政权的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1990年3月，已 被作为“党政分开”的改革措施废除了一年多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又被恢复起来，总揽全国的治安和司法工作。并且，中共中央于1990年4月发出《关于维护社会 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正式将维稳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将治安工作的重心从打击刑事犯罪转为“同敌对分子、敌对势力之间的斗 争”。1991年2月，又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将宣传口和政工系统也纳入由政法口主导的治安范畴，并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办公室”。至此，维稳体制基本成型，将极权主义专政机制和市场化时代的法制手段结合起来，鲜明地展现后极权主义秩序的特色。1998年，不再有政治 强人领头压阵的的中共成立了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各级“维稳办”主要从政法口和宣传口抽调人员组 成，在治安工作中凌驾于原有党政机关之上，按照“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防范和打击一切威胁党国安全的“敌对势力”。

    在胡锦涛主政的十年间，维稳体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实际上，江泽民在换届交权的时候安排手下的周永康和李长春这哼哈二将在新的领导班子中分管 政法和宣传，保证维稳体制的延续性。在这一时期，维稳体制在人力和财力上都迅猛扩张。各级“维稳办”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将维稳工作“落实到基层”，普 遍建立起“基层信访综治维稳中心”，广泛招纳“维稳信息员”和“治安志愿者”，维稳队伍越来越大，开支也越来越大。从2009年起，用于维稳的国内治安开 支超过了国防开支。与此同时，维稳对象或“涉稳人员”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原初的民运人士，到后来的法轮功和访民，一直到被御用智囊人员圈定的维权律师、 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和弱势群体（民间戏称为“新五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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